字典裡沒有難這個字─憶我父親任顯羣（上）

1950年夏，顧正秋（執麥克風者）與蔣經國夫人蔣方良（著白衣黑羣者）等人赴鶯歌勞軍。

1964年冬，新聞界老友結伴赴金山農場探望任顯羣、顧正秋（中）。左二「國語日報」發行人洪炎秋，左三「聯合報」發行人王惕吾，右一「徵信新聞報」發行人餘紀忠，右三「聯合報」社長範鶴言。

1953年10月10日，任顯羣不顧一切與顧正秋結婚。上爲與親人合照；前中系任母徐寶初。下爲顧正秋婚紗照。

1955年4月4日，媒體報導任顯羣與顧正秋參加張正芬婚禮；4月11日即被捕入獄。

父親與我相差四十七歲。我是他最小的孩子；他服務公職活躍官場的年代，我尚未出生。

我童年時代，父親已卸職多年，在臺北縣金山鄉一望無際的荒野開墾農場，經常看到他穿着長筒膠鞋在田裡忙進忙出…。

長大之後，常聽長輩說父親從政的點點滴滴，我的腦海就浮起他穿着膠鞋，在農場裡或昂首疾走或徐行沉思的影子。

──那二者之間的形象，是多麼不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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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親任顯羣（1912.10.21-

1975.8.28），出生於江蘇省宜興市的「任家花園」，從小過着園林廣闊的富裕生活。在蘇州讀完東吳大學法律系，其後遠赴日本東京的中央大學政治研究所深造。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中國對日抗戰全面爆發，他立即離開日本，返國進入交通部服務，並於同年十月隨軍事家蔣百里前往歐洲考察。爲了增廣學識，他還進入羅馬皇家大學專研行政管理半年多。1938年3月返國後仍在交通部任職。1942年，他出任川湘聯運處長，上任兩個月即把221噸左右的堆積貨品運送完成。1945年3月，他被調升爲戰時運輸管理局轄下川湘公路管理局局長；兼任遠征軍司令長官部同少將交通處處長。他的職稱屢有變更，主要任務仍是負責中國大西南各省及滇緬遠征軍的物資運輸與糧食調度。「蜀道難」，川湘之間地形艱險，車舟運行困難重重，千頭萬緒皆需隨時應變。爲了解決無數的緊急軍運，父親經常睡在辦公室，毅力與才幹受到多位上級的賞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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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戰勝利後，父親辭去公職，想要好好發展自己的事業，遂與川湘公路局老同事在上海創立旅運社。如果他繼續經營運輸業，也許能賺大錢，不會捲入後來的政治紛爭並被構陷入獄。──然而命運複雜多變，「如果」是看不見的。

1946年4月，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1883-1950），親自從臺北到上海，請父親出任臺灣省交通處長。陳儀彼時已六十四歲，不辭遠路登門，他無法婉拒這位比他年長三十歲的長者，只好應允於五月一日抵臺任職。

父親任交通處長的時間不足一年，但他三管齊下，兼顧路、海、空而行。其一創設臺灣省公路局，改善島內交通。其二創設臺灣航運公司，打撈二戰期間的日本沉船，清除一萬八千餘噸廢物，讓基隆港恢復航運。其三是把臺北東區的松山軍用機場劃分一半爲民營，計劃發展臺灣對外的航空運輸。

然而，十個多月後爆發二二八事件，陳儀於1947年4月被撤離臺，長官公署一級主管隨之離職；父親也回到上海。不久，被上海市長吳國楨聘爲「上海市民食調配委員會」主委，解決當時因配糧不公引起的工潮、學潮等問題。

1948年4月，陳儀出任浙江省主席，父親被老長官找去任杭州市長，大力整頓稅收。然而1949年2月陳儀疑涉通匪案被撤職，父親又隨之離職。

1948年2月，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國府於12月7遷至臺灣；12月15日吳國楨出任臺灣省主席，父親又被找去，出任財政廳長兼臺灣銀行董事長。

──此後二十餘年，父親定居臺灣，遇到我母親顧正秋（1929.10.5-2016.8.21），走過更爲起伏的生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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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隨吳國楨主席在臺灣省政府服務三年四個月。那是他公職生涯的高峰期，卻也相對面臨了最大的挑戰。但他以過人的魄力，應付國府飄搖時期的種種財政難題；並且未雨綢繆，在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創設「財經人員訓練班」，前後培訓了兩千多名人員，成爲後來臺灣財經界重要幹部。

1948年底父親出任新職時，軍中永遠要錢，內政更是要錢；缺糧之艙，卻都需克服層層疊疊的障礙，確是「巧婦難爲」。

曾任臺灣省政府財政廳第一科科長的鮑亦榮先生（1921-1999），1991年10月在《稅務旬刊》四十週年發表〈慶四十‧懷故人──任顯羣先生功在國家〉長文，敘述對當時情況之個人觀察︰

──那時臺灣彷如末日來臨，處在驚風駭浪之中。在整個政府環節上，財政爲國家命脈，尤其在大陸惡性通貨膨脹之餘，痛定思痛，幾乎認定「沒有好財政，便沒有好政府」。而當時政府財政必須遏止赤字，力求平衡，平衡之道，又必須整頓稅收，改革稅制。任廳長掌握財政重任，最盡力者乃是外匯的調度，出口完全依賴糧食、臺糖與香蕉，李連春、楊繼曾負責增產，尹仲容負責銷售，居其間者任廳長兼臺銀控制輸入審覈，每日忙碌萬分。總統府設財經會報，每週由總統親自召集…。舟山撤退，軍用蚊帳，各軍事單位、首長特支費，層出不窮的需求，任廳長每次遵令籌措，決不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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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難的是，那時發行半年多的新臺幣，還在舊臺幣四萬元兌換新臺幣一元的期限內，導致臺幣兌美元匯率一度暴跌，美元在市面上奇缺。父親驚魂難定，去找「六哥」楊管北協助。

父親在上海時，曾與蔣伯誠、洪蘭友、吳開先、張劍鳴、江一山、楊管北、劉丕基、嚴欣淇等八人結拜兄弟，他最小，稱「老九」；楊管北第六，父親叫他「六哥」。

這九個兄弟，1949年後有多人因兩岸分治而滯留大陸或香港；僅楊管北與洪蘭友、吳開先等人來臺。父親與「六哥」楊管北走得較近，有什麼事常找他商量。楊管北當時任立法委員，也繼續經營輪船公司，父親爲了美元問題去找「六哥」，對他這麼哀嘆：

──「臺灣現在這個局面，怎麼維持啊？美鈔不斷飛漲，我沒有來源，抵不住啊！抵不住，責任就在我身上…。」──

當時臺灣與香港、新加坡等地都還沒有航空，但有船隻來往。「六哥」於是命自己公司的貨輪從香港運美鈔回臺；買美鈔的錢由他公司支付，政府將來再還他。有了美鈔，父親找來「財經人員訓練班」的學生面授機宜，要他們上街去兜售，並且爭先壓低美鈔售價…。如此這般，人民恢復信心，美元在市面流通的情況才逐漸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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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元驚魂」，父親還有一次「黃金驚魂」。當時親見兩次驚魂的是一九四九年春即到臺灣講學的「國學大師」南懷瑾（1918-2012）。那時他在楊管北（1896─1977）家中定期講授佛學，聽課的包括何應欽、顧祝同、蔣鼎文等重要的文官武將；親見我父親兩次去找楊管北，都是爲了財經難題…。

2007年12月15日，南懷瑾在蘇州「太湖大學堂」對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的二百多名會員演講「漫談中國文化與金融問題」，即曾憶述父親當年化解貨幣危機的故事。

南老師說，他第二次見我父親去找楊管北，是說他跟蔣介石的一場「黃金驚魂」。

國府撤退來臺時，曾帶來大批黃金，是準備有朝一日「反攻大陸」之用，平時不準動用。以下是南老師所述的講詞：

──任顯羣說，老先生突然叫我去，一看到我，他臉色發青說：「顯羣，你該死！」我就說：「請問總統什麼事啊？」蔣先生說：「人家報告我，運過來臺灣的黃金，你通通給我用了一半，怪不得你做得那麼好！」我就說：「報告總統，黃金絲毫沒有動，放在臺灣銀行倉庫，我不但沒有少一分一毫，我還給你增加了多少。現在我不走，你立刻派人去查。」這下子，老頭子愣了一下：「啊！真的啊？」我說：「這個怎麼行呢？總統一聲令下，一顆子彈我就沒命了，這不是開玩笑，我不走了，你們立刻派人去查。」結果老頭子電話打過去，真的是這樣。這是財金金融的故事，也是經驗。──

南老師在演講中也提到父親創辦愛國獎券與統一發票等措施的功效，最後說道：

──用這樣幾個辦法湊攏來救急，把通貨膨脹壓下去，過了財經金融這一關。…爲什麼臺灣後來變成「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這樣發展？我剛纔報告的是初期的臺灣。我說臺灣能夠穩定財政金融的是任顯羣，跟着下來的是尹仲容，後來是李國鼎，至於其他的再說了。我說他們都很有功勞，了不起！──

父親致力防止通貨膨脹，嚴格執行緝私計劃，確立預算制度，訂定各項稅捐統一稽徵條例，在1950年4月發行愛國獎券，1951年1月實行統一發票制度。但蔣介石在1950年5月27日的日記中，對愛國獎券的發行似乎頗爲疑慮：

──臺省在一個月半間要發行獎券八千萬臺幣聞之驚悖惟賴天佑得以順利進行渡此經濟重大難關也。──

後來的事實證明，愛國獎券幫助許多中下階層民衆解決了生活問題，統一發票則讓稅務制度走上軌道；且二者都增加國庫稅收，改善國府經濟窘境。

愛國獎券發行了三十七年半，於1987年12月底走完階段性任務後停止發行；統一發票制度則延續至今60年。我每次去商店購物，從店員手中接過那薄薄的統一發票，都彷彿接到父親的手澤，內心溫暖，感動不已。

蔣介石日記中還多次提到父親，如1950年2月8日：

──約見少谷與任顯羣等關於臺灣財政與緝私問題之研討依之建議實施也。──（少谷時任總裁辦公室秘書主任）

1950年10月26日在角板山：

──自忖復職以來行將八月軍事政治與黨務皆以重起爐竈之精神已建立初基惟外交尚在危險之困境而經濟財政亦未能完全脫險惟基本漸臻穩定至於軍事與防奸方面得力者爲政治部之經國與郭寄嶠政治經濟方面則爲國楨顯羣與雪艇爲最優也而最大之成果乃爲研究院與軍議團之訓練事業彭孟緝實爲後起之俊秀也。──

1951年6月6日：

──任顯羣談臺灣自花蓮經霧社至臺中全程橫斷公路籌款辦法決定期預定於明年二月完工寸心爲慰此爲臺灣最重要之建設亦爲最艱難之工程也。──（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