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華劉俏:五中全會傳遞了哪些重要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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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俏(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本站研究局專欄作家)

劉俏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於2020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2019年,“光華思想力”智庫平臺承接了國家發改委委託課題:《2035年遠景目標和2050年展望研究》, 這也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40多位教授集體參與的一項研究,研究成果正是作爲底層報告服務於國家“十四五”規劃的制定。該項研究旨在深化對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2050年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基本內涵的理解把握,提出具體目標和代表性指標,開展遠景描繪和多情景預測,分析需要彌補的弱項和短板,以此倒推,研究“十四五”分階段目標落實的步驟、重要戰略導向和重大政策選擇。

01 “不變”與“變”

五年計劃”是中國故事和中國發展道路非常特別的一部分,它是“有爲政府+有效市場”的重要體現形式,它將頂層設計與底層活力有機組合在一起,是過去40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密碼之一。而本次舉行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的重頭戲,便是討論第十四個五年規劃。

中國的五年計劃可以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每個五年規劃,一般在上個規劃實施的中期就開始制定,制定過程一般持續兩到三年,主要是對國家重大建設項目、生產力分佈和國民經濟重要比例關係等作出規劃,爲國民經濟發展遠景規定目標和方向。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一些重大基礎設施的規劃和重大工程項目,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至今還有着重要的意義。如今,我們又到了制定新一個“五年規劃”的時間。這是所謂的“不變”——在頂層設計上,給未來較長一段時間描繪經濟願景和立下的發展目標以及相應的發展路徑,從而激發底層活力。

今年是全面小康的收官之年,明年將開啓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征程,尤其是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外部環境出現更多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在此背景下,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本次全會以及對於十四五規劃的建議,有着特殊意義。它是在深入分析了我國發展環境面臨的深刻複雜變化,深刻理解了我國所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之後提出來的,可以說,是一個非常積極、主動的迴應,對於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有極其重大的意義。

方面,中國經濟核心邏輯已然改變。在經歷了40餘年高速發展後,支撐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諸多因素開始逐步弱化。我國發展模式需要從以往的速度規模型經濟增長向質量效益型經濟發展進行轉變。另一方面,逆全球化、中美貿易摩擦、新冠疫情等都對未來五年的發展提出了全新挑戰

從中長期看,面臨的第一個大挑戰是:完成工業化進程之後,怎麼去進一步提升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工業化時代適合全要素生產率(TFP)保持高速增長,但中國工業化進程基本結束,到2035年,服務業的GDP佔比將達到65%以上,在服務業領域保持高TFP年增速並不容易。

第二個大挑戰在於:如何提升中國經濟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在全球化的新階段形成產業供應鏈的相對閉環。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非常高,但同時也大量地依賴上游進口,如何形成供應鏈閉環是未來一段時期非常大的挑戰。

第三個挑戰在於我們的資本、人力、土地等要素流通不暢,與高質量發展的中國經濟並不匹配。

機遇又在哪裡?第一,中國仍然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們有4億新的中等收入羣體正在崛起,中國正在成爲全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第二,中國的大國工業,我們的製造業佔到GDP的27%-28%,而美國只有11%,如果在未來,我們爭取把製造業的比例保持在20%以上,本身就可以釋放巨大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潛能。第三,“再工業化”即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帶來的巨大機會,再工業化本身以及爲之提供基礎的“新基建”,將帶來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的巨大空間;第四,產業結構的變遷與人口流動。根據光華思想力的測算,我國目前城市化率是60%左右,到了2035年會達到75%甚至80%左右。這意味着未來15年還將有20%的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這個過程中將產生新的龐大的需求。

要回應這些挑戰與機遇,就意味着“十四五”規劃的思路必須改變:不再追求GDP等總量指標的高增長,而更加關注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關注產業結構的均衡,更強調人民福祉,堅持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更加依靠“需求驅動”“創新驅動”的發展路徑。

中國發展模式從來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概念或是思維框架,它是一個隨時間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思維探索和實踐探索的集成。中國經濟社會所處的發展階段的不一樣,就決定了破題思路的不一樣。這就是十四五規劃“變”的部分。

通過對2035年的遠景目標的設計,倒推我們在“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應該做些什麼,“十四五”必須達成什麼的目標,才能爲未來十幾年的目標實現夯實基礎。這也是它的特別意義。

02“創新”的核心地位

全會公報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爲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

“核心”二字在黨中央的文件裡,使用是很謹慎的,這說明,對創新的強調,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創新,是對於我們如何形成供應鏈閉環這一挑戰的迴應。在全球化一帆風順的階段,我們體會不到這種挑戰的巨大。如芯片、飛機發動機等制約經濟發展的關鍵核心零部件和技術,通過這一次中美貿易爭端反映出來,這是我們面臨非常棘手的問題。這一點也是未來形成新發展格局裡面很重要的環節,也是“十四五”必須要從長遠考量的,怎麼去形成產業供應鏈的閉環。

我們評估一個國家在全球價值鏈的戰略地位的時候,比較的是上游程度。光華思想力做了一個大概的測算,2018年我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上游程度是0.01(數值大者更靠上游)。美國同期是0.29,而主要開放經濟體平均是0.04,這意味着我們跟大量的開放經濟體相比,在全球價值鏈中位處中、下游,對上游原材料、核心技術及核心零部件的依賴度較高。

怎麼去解決?公報提出,要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激發人才創新活力,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加大研發,應當是比較重要的一步。近年來,我們其實很重視研發,去年研發總金額達到GDP的2.2%左右,相當於全世界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然而,研發又包含研究和開發兩個方面。我們在基礎研究的比重僅僅5.5%-6%之間,遠遠低於美國的18%、法國的25%,也就是大量的資金用在了開發上,我們對基礎科學和底層技術的研發投入並不夠。我最欠缺的底層技術、核心技術,可能需要長年累月的投入。中國對研發的較大投入積累不過20年,“家底”還不夠。那在未來5年,未來15年,我們需要怎麼樣的投入,如何投入,都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03“國內循環”與“三農問題”

公報在談“雙循環”時,特別強調了“國內大循環”。公報指出,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全面促進消費,拓展投資空間。

“雙循環“其實是描述中國經濟所處的一種狀態。過去十年,我們出口佔GDP的比重從30%以上下降到約17%,2019年進出口只推動了11%的總量經濟增長(注:消費同期拉動了57.8%的經濟增長),這是和中國這樣一個經濟體量相匹配的比重。那麼,未來我們可能思考地是如何真正暢通國內大循環。真正要推動國內大循環,還應該從以下幾方面破題:

第一,繼續深化要素市場的改革。從資本來講,我們考察金融資源的配置發現,往往是那些投資回報高的、具有市場活力的部分並不容易獲得資金,反而是一些投資回報低的部分卻獲得大量資金,資金並沒有得到有效配置。這就是著名的“資本逆向流動之謎”,無法破解這個謎,資金的循環很難暢通起來。

第二,從人的要素來講,一方面,我國未來勞動力要素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勞動力數量減少問題,另一方面,是如何處理好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光華思想力課題組預測了一下2035年長期的遠景目標的規劃:農業佔比僅爲3%左右,就業人口降到6%左右,這意味着未來的十幾年時間裡面,將會有超過20%的就業人口完成重新配置,需要配置到高端的製造業或者高端的服務業。未來中國會主要形成幾大中心城市和都市圈,通過什麼樣的改革方式將他們吸引到這些地方,與此相配套的“新型基建”也需要規劃和設計相應的基礎建設及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只有利用市場機制實現勞動力在城鄉間、地區間以及產業間更有效的配置,充分發揮現有勞動力的潛力,纔有可能帶來更大的效率改進空間。

與農業人口相關的還有土地市場,找準城鄉二元土地制度的癥結也至關重要。中國經濟結構的變化或者說雙循環的格局形成,它不僅僅是概念上的問題,在供給端、消費增長方面,我們需要做出更爲具體的實事,農業、農村、農民將是非常重要的一環。針對“三農”問題,全會也提出了優先發展農業農村,深化農村改革,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爲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而消除城鄉二元差距,需要將城市化推進與鄉村振興有效結合起來,將農村建設用地的流轉與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結合起來,這爲未來要素市場改革、新型城市化的推進等提出要求,也指明瞭方向。

04需求驅動與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要形成以“需求驅動”的國內大循環,還需要繼續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收入分配製度主要由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組成。初次分配是整個收入分配製度中最基礎的部分。儘管去年我國人均GDP已破1萬美元,並且今年GDP突破100萬億元已幾無懸念。但從初次分配來講,個人和家庭所佔GDP的比例只有43.3%,而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高達60%以上。這直接影響到人們的消費意願和消費能力。

收入再分配方面,我們的資本市場等並沒有爲人們帶來比較好的財產性收入。比如,根據我們的測算,從1991年到資本市場重新啓動到2017年底,在尚未考慮通脹等因素的情況下,A股年化名義的收益率僅約爲5.3%。在比如,農村人口很難獲得財產性收入,在初次分配存在“剪刀差”的情況下,城鄉二元結構痼疾長期得不到消除。我國分配不平等情況仍然嚴峻。基尼係數是衡量分配不平等程度的重要指標,到目前,我國的基尼係數仍處於一個較高的水平。

那麼,未來一段時間,怎麼能夠通過改善各類分配方式,能夠讓人們有能力、有意願消費也應當是“十四五”規劃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

此外,公報還透露了其他一些亮點。比如,用了很多筆墨來強調“平安中國”,這在五年規劃中也是很特別的。我想這裡的“安全”,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各種領土安全等,它還包括了我們的能源安全、供應鏈安全、金融基礎設施安全等全新的內涵。

此次公報傳遞了許多重要的指導思想,在接下來,還會有更多具體的細節和目標披露。總體來講,要實現“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相信依靠中國的智慧,依靠更加徹底、更加果斷的改革開放,把市場作爲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出來,未來能夠抓住戰略機遇期,有效破解經濟難題,從而真正推動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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