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語課》：把受難同胞的姓名，變成一門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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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載着一羣猶太人的卡車上，一個飢餓的人用偷來的波斯語神話書，和吉爾斯交換三明治。對方特意強調神話書極有價值，結果這話成了吉爾斯後來命運的隱喻。
在森林深處，其他猶太人都被槍決，生死攸關之際，吉爾斯拿出神話書謊稱自己是波斯人。沒料到，恰巧有一個納粹軍官正在以20個肉罐爲獎賞，讓屬下到處尋找波斯人。關乎生死的難題擺在吉爾斯面前：向命運妥協，還是將計就計繼續演繹謊言？吉爾斯選擇了後者，以“波斯人雷扎”的身份走進虎穴，就此開啓“絕地求生”的時間表。
這是電影《波斯語課》氣氛陰沉、緊張的開頭。
一提起反納粹題材的經典電影，我們會想起《辛德勒的名單》《美麗人生》《鋼琴家》《朗讀者》《穿條紋睡衣的男孩》……這些電影用不同的敘述視角，去反映寫滿苦難和創傷的黑暗歷史。
《波斯語課》改編自德國編劇沃夫岡·柯爾海斯根據真實事件寫成的短篇小說。這部電影又提供了一個新角度：在集中營裡，語言可能存在哪些意義？
電影中，兩個人的命運被一門語言捆綁到一起。集中營的納粹軍官科赫，爲了未來去德黑蘭開家餐館開啓新生活，一心想學波斯語；猶太人吉爾斯，爲了保命，不得不戰戰兢兢獨創一門不存在的“波斯語”。
當每日教授單詞量從4個變成40個，如此龐大的體量，讓吉爾斯幾乎陷入絕境。
就在此時，吉爾斯因爲字跡漂亮工整，獲得科赫的信任，接到抄寫猶太人名簿的差事。當吉爾斯抄寫着一行行受難同胞的姓名時，猛然想到：可以將這上千個人名詞根，直接轉化爲 “波斯語”詞彙。
這意味着，科赫自此之後學到的所有新詞，被他讚歎美妙的“波斯語”，其實都來自每一個進入集中營的猶太人姓名。科赫甚至用假波斯語創作了一首關於和平的詩，吟誦給吉爾斯聽，那一刻窗外傳來屠殺猶太人的聲音。
劇情至此，《波斯語課》徹底揭開了其創作者對於那段歷史的集中思考，片中很多細節都令觀衆細思極恐。
比如，科赫如此“死磕”名簿字跡的工整度，卻在那麼長時間裡始終對具體姓名視若無睹。哪怕他稍微留心一下這些猶太人的名字，就會迅速發現吉爾斯編造的巨大謊言。可是，滲進骨子裡的殘忍和傲慢，讓科赫最終困死在這個謊言裡。
在集中營裡，猶太人的來歷、姓名、長相……都成了無人在意的信息，所有活生生的血肉之軀，在納粹軍官眼裡只是一個編號，甚至只是一件統一的囚服。
“物化”一個人，是對人尊嚴的深度踐踏。這一點在很多反納粹題材電影裡都有所體現。例如在電影《穿條紋睡衣的男孩》中，納粹軍官的兒子對眼前的罪惡一無所知，爲了幫猶太人小夥伴一起尋找他的爸爸，軍官的兒子也穿上了“條紋睡衣”——猶太人的囚服，結果和其他猶太人一起被關進了罪惡的毒氣室。
又比如，科赫對吉爾斯的信任程度與日俱增，表現出了和待其他猶太人天壤之別的善意。但是，吉爾斯看向科赫的目光，除了小心翼翼之外，還散發出愈發明顯的冷酷與恨意，以及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對生死的選擇，吉爾斯寧可替他人赴死，也不願繼續苟活。
科赫辯解自己沒殺過任何人，但吉爾斯直接指出，他爲劊子手準備食物了。這不由令我們想到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提出的“平庸之惡”。阿倫特認爲罪惡分爲兩種，一種是極權主義統治者本身的“極端之惡”，第二種是被統治者或參與者的“平庸之惡”。阿倫特強調，第二種比第一種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科赫不能妄想逃離審判。在海關，試圖逃往德黑蘭的科赫滿口假波斯語，自然引起了懷疑，被扣押審問。而另一邊，倖存的吉爾斯，坐在盟軍的營地裡，清晰背誦出了2840個猶太人的姓名——不只是名字，還有姓氏。
由此想到，之前在集中營給猶太人分發食物時，吉爾斯默默重複着面前每個人的名字，並非只爲了強化記憶。吉爾斯悲憫的眼神是在告訴我們：記住這些猶太人的名字，不是爲了自己一人的苟活，而是在替歷史銘記。
片中，吉爾斯背誦了很久，整個營帳裡的人都停下手中的事，認真注視他。這一段，也絲毫不會讓銀幕前的觀衆感到冗長。我們願意聽他講出每一個在世間存在過的人。哪怕到最後，他們的一生只剩下一個名字，他們也必須被記住。
吉爾斯在逃出集中營路上，路過教堂，回眸凝視了一眼，這個畫面彷彿是全片微小又凝練的註腳——語言，是渡人的。吉爾斯把受難同胞的姓名，變成了一門獨特的語言。這門語言渡他一劫，逃出生天；也因爲有他，爲同胞們的存在，留下了唯一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