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散文】鍾喬／啊！也是，1980

圖／阿尼默

1980，初期。酷暑中騰着蒸氣的臺北街頭，重慶南路一段車水馬龍，書不飄香，但書局林立，對北漂來求學的青年，是某種必經的風景。一個摩托車騎士，正頂着烈陽在柏油路面找尋歇息的場所，他口袋裡有幾張家教賺來的百元鈔，一股勁地，又朝着那家地下室的英文書店奔去……

機車抵臨騎樓，排氣管的「噗噗」聲漸息，男子跨下車座，屁股熱着，快速朝地下室奔去，剛推開門，就被一股冷氣給先收拾了燥熱的心。隨後，身子也舒活地涼下來，買書的時間到了。那個青年是我，因爲在戲劇研究所的課堂上，受教於一葦老師關於作爲思想家的戲劇人的種種，特地從求學與租屋的陽明山騎車下山，來取上回訂購的一本相關布萊希特的專書。

書，取到了。但，離去前，要在一本筆記本上留下電話與地址，說是方便聯絡寄書單。後來，書友間傳聞，這老闆是調查局的線民，買英文書涉及左翼思想或文學與社會變革，都是監控的一環。從地下室到夏日午後陽光灑滿的路口，沒幾個梯階，捧着手上的英文「禁書」，飛快地離去，留下的通訊怕已輸入情治單位的檔案裡。又或者，說穿了，調查歸調查，幾本英文書造得了什麼反嗎？恐怕也只是情治系統的例行公事罷了！

總之，這是80記憶當中，機車在馬路奔馳的回溯。那夜，我記得一段至今難忘的詩行，日後，從一本中譯的傳記中，我讀到當年布萊希特的傑作，是這麼寫的：「在生活中，我是個軟弱的人。在鬥爭中，我是個恐懼的人。在劇場中，我是個不得不克服軟弱與恐懼的人。」1980，不妨從這幾行詩出發。因爲，從當年到現在，我從不知在劇場裡是否克服了軟弱與恐懼。應該沒有，因爲我常感到不安，一種對於缺失與漏洞的不安。

因此，我心中浮現一些畫面；我猜，我是想借由這些畫面，去追溯我不安的源頭。生活，我和人人一樣都有，是什麼讓軟弱在凝視不安時，得以被平息呢？我問。鬥爭，我沒有實際的經歷；但，在與1950年代地下黨人的苦難遭遇時，是什麼讓恐懼凝視不安時，得以被安置呢？我也問。

於是，關於生活，最常浮現的畫面有一幅。來自侯孝賢在《童年往事》中的最後鏡頭：一家四個孩子，看着阿婆側臥在榻榻米牀上，身體壓着潰爛的傷口往生，葬儀社的人擡起頭來，用一雙眼神望着孩子們。扮演導演青少年時期角色的「阿孝」，語不帶情緒地自述着：「我猜他一定在說着：不肖的子孫。」這樣的凝視，與其說在凝視過世的阿婆；倒不如說，過世的阿婆，以她沉默的靈魂，在榻榻米牀上凝視着的：「不是孩子們，而是目睹着這件事發生的觀衆──我們。」這令人不安，而我卻妄想着：用我的軟弱去凝視這樣的不安。或許，我的妄想，是讓我精神上脫困的途徑；因這並非我青少年的記憶，因此，沒有現實上的「不安」可言；倒是這長鏡頭的靜止畫面，帶來超乎現實的想像，那種附着並擱淺於泥濘灘岸的慘綠青春，令人不安。

這是電影穿梭於現實與人的內在，在決定性瞬間，生產出來的深刻感動。

我想着影片中阿婆喊着：「阿孝牯」。聲音傳遍每戶人家，在時間中蜿蜒，來到眼前。榕樹下，幾輛破舊的鐵馬，幾些人圍聚着下棋或四色牌，阿婆恰好經過那家路口的雜貨店，讓我想起自己的童年往事：在三義，暮色時分，阿婆也在河壩上喊着、喊着孫子們回家吃晚飯。我很難忘「牯」這稱呼。「牯」，公牛，在客家用語裡轉作頑皮孩子的暱稱。聲音可以傳神到這境地，令人恆久地難忘。

重看客語版的《童年往事》，憶起1980年代中期。在陳映真的小說《山路》中，經久帶着某種抵抗與不安地臨近白色恐怖的壓殺；那麼觸動人心與在時間中波動的文學作品。也是那時間的前後，在聽聞《人間雜誌》即將試刊的夏日，溜進電影院吹冷氣，竟被一部電影《童年往事》感動着，在下雨的午後，冒雨奔馳在朝向南勢角租屋的柏油路上。

生活與鬥爭。電影一方是青少年的叛逆；小說另一方，則是一整個世代在左翼肅清的血痕中，一個獨自扛起血腥記憶與現實的女性，在兀自被時代刻意遺忘的時間中，孤絕地面對自行衰萎下去的生命時，做出的生與死的抉擇。多年來，我總感覺，小說中的主角蔡千惠，並非因父母爲贖回在押殺當前「自清」的二哥而感到內疚；她的負罪，讓她決定以「自刑」後的苟存，爲共赴革命畫押；並在不斷透過近乎自殘的勞動中，以身體的萎逝換取精神的復活，讓自己在面對生與死的斷面時，生出了近乎宗教式救贖的深刻意涵。

所以，蔡千惠會以「一個人，踩着臺車道上的枕木」找到已然撲倒馬場町刑場，並且屍骨或許都已被拋進解剖的「福馬林」池裡的李國坤家中來。也因此，小說中另有一段清明上墳時，埋着的是經由千惠「細心保存二十多年的一包衣物和一雙球鞋。」換言之，是被槍決的國坤先生的衣冠冢。

然而，以少女之身無悔投身到已然犧牲於馬場町的國坤家來，並每日晨起入礦坑勞動的千惠，原本是和國坤的革命夥伴──貞柏，論及婚嫁的。只是貞柏「爲了廣泛勞動者真實的幸福，每天賭着生命的危險，所以暫時擱置訂婚之約。」未料，就在多年後從一家報紙的新聞中，得知長年囚禁的貞柏桑被從囚禁的荒陬之島回來了，這開展了伊生命最後的救贖之旅。

現在回想，第一次讀到《山路》的那些時日，身體隨着狂飆的街頭運動，在鎮暴警察、強制驅離的水槍與拒馬和鐵蒺藜間穿梭，心裡卻同時埋藏着冷戰／反共年代禁制的左翼思想。這和《童年往事》裡收尾鏡頭留下的畫面，沒有直接關聯，卻和80後期的《悲情城市》相關緊密。

《山路》，那麼壓殺的大時代；《童年往事》那麼日常的客家記憶；好似都在生命中流淌的音符，不曾止息而波瀾不息。這也讓我想起與侯孝賢的另一部電影：《悲情城市》相遇時，同樣有一個靜止的畫面，像似在惑問着：一個跨越時代的恐懼，如何在凝視不安時，得以被電影的穿越性美學所安置呢？

這時，仍然是電影的最後一個畫面：當失語的文清，在悲傷無語中，拍攝過他快門中的外在世界後，如何決定回來拍攝自己與一家人。按下快門的一瞬間，其實，他既靜止在一張照片的框架裡，卻也同時流淌出電影所鋪陳的現實。因爲，他用深邃而不帶任何表現慾望的眼神，凝視着觀衆席上的我們，讓我們流淌在《悲情城市》的現實，也回望在當下的時間中。

電影與小說，迴響着我的1980年代。另有，偵搜的敲門聲，彷彿也在裡裡外外響了起來，作爲也是80年代的一項隨筆記憶。1984，少尉退伍；原本大學時期一位歷史系的同學來造訪；我按開對講機的門鈴，讓他上到四樓來；他剛坐下不久，便直白剛考上調查局：「我需要業績，你就多向我說些陳映真的事吧……」直到現在，我都記得他坐在父親留給我作紀念的藤椅上，一張顯得多餘與猥瑣的臉孔。

「你走吧！」我說。他後來又來過一回，我藉口牙疼沒讓他請我去吃海產；那回，他在對講機裡說：「下回到六條通去暢飲吧！我找個有姿色的陪你！」說着，他走了，駕着那臺深紅色不是很新穎的進口轎車，轉個彎從巷口消失。再隔約莫兩週的一個午後，有人來按門鈴，我從客廳窗口瞧見是深紅色轎車，便讓對講機的鈴聲一直響着，直到巷口一樓的鄰居都從門廊探出頭來，門鈴不再響。那午後的汽車引擎聲，漸去漸遠，在我耳際時有時無的盤桓了有一段時間……

那一刻，我想着前一年在軍中服役時，打靶的某一次，我等着上線去實彈射擊，輔導長突而走到我身旁來，刻意帶着暖意地先問：「鍾少尉，最近，有遇上蘇慶黎嗎？」我沉默。而後上場打完三槍，下場來。這時，緩步中拉着長長夏日午後暗影的輔導長，又靠近我，語氣刻意嘲諷地冷冷地說：「休假回去，有遇見陳映真，代我向他問好……」

80年代，我第一次完整地知道自己被列入黑名單，是在軍中那次打靶以後。退伍後，一位在軍中和我學習英文的白中尉，帶着某種屆臨解嚴前夜的關切，或說善意的歉疚吧！來家裡拜訪我，他臨走前說的一句話，讓我聯想起夏日裡蒸騰着熱氣的重慶南路那家地下室英文書局，他說：「輔導長交代，好好過濾每一篇你用筆名寫的文章，還有你讀的那些英文書中，很多都有Marxism 的危險字眼……」

啊！也是，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