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健保費率調漲與建立查缺補漏機制，應齊頭並進
2020年蔡總統的國家治理，最成功的莫過於帶領全民對抗新冠病毒，然而，年關將近，走到最後一哩路，抗疫尚未成功，政府仍需努力。抗疫過程當中，居功厥偉的全民健康保險，更受到國際社會的矚目與讚揚。但是，全民健保因爲蔡總統第一個任期累計下來的虧損，已經嚴重到無法迴避，而在抗疫的最後一哩路上，通盤檢討、調漲全民負擔，雖然是不得不然之舉，但政府必須正視對於社會民衆和工商企業產生的影響，而總統也有責任督促行政院，提出有效的因應對策，以降低可能的強烈衝擊。
事實上，現在討論全民健保的費率，漲不漲，已經不是一個問題；有問題的是： 由於涉及到全體國人的健康權益，以及企業界勢必會受到來自三個層面的衝擊：「調漲時機」、「費率漲幅」、以及「配套查漏」。
首先，在「調漲時機」、「費率漲幅」方面，面對今年的新冠疫情，封鎖邊境的政策雖然成功阻隔病毒的侵襲，卻也造成內需市場不振，政府因而提出形形色色、林林總總的企業紓困和振興經濟方案。秉持「風險共同分攤，費用共同負擔」的社會保險原則，衛生福利部在11月已經公佈明年的國民金年保險費率，將從9％調漲到9.5％，影響所及的270多萬民衆，每個月將要多付55元。在這個前提之下，現行4.69％的健保費率，也在「全民健康保險會」的研議後，「兩案並陳」，提送衛福部。調漲到4.97％，抑或是5.47～5.52％的兩個方案，差別在於2021年此時是否要再調漲一次。簡言之，就是一年和兩年的差異；前者是先應急，明年底再討論下一次的調漲，而後者則可能足以支應到後年底。
有鑑於工商企業界今年的營運狀況幾乎已經確定以慘淡收場，而明年新冠疫苗的注射和全球經濟的復甦，現階段看起來，以中小企業爲主體的國內企業，仍然無法排除重大的營運壓力和財務風險。在健保費率被保險人的勞工支付30％、政府10％、企業做爲投保單位則必須負擔60％的現行基礎上，工商企業界需要有調適的時間，因此調漲的時機和調漲幅度，要考慮是否對企業造成雪上加霜的衝擊。由於明年景氣是否能一如預期，春暖花開，有沒有可能開高走低，沒有人敢打包票，因此，更要謹慎。
在「配套查漏」方面，則一定要積極執行。健保財務的思考，並不能只注重開源，而輕忽節流的重要性。政府在調漲費率的同時，有責任告訴工商企業界的是，有什麼計劃、採取了哪些措施，讓必須承擔60％負荷的企業界，有足夠的意願，心服口服的全力配合既定的國家政策。
尤其針對停保後再加保的行爲，賦予更多限制和配套高額付費的限制措施，以及對於海外國人的返臺就醫習性，防堵其間的制度性漏洞，都是這次值得肯定的同步節流配套。然而，這也只是「查漏」的補破網而已，還稱不上是具有前瞻性的健保變革視野。
事實上，全民健保1995年開辦當年的醫藥分業和家醫轉診的制度美意，20多年的驗證結果顯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方面，基層診所的一應俱全，貼心的讓取得處方箋的病患，在診所隔壁自行開設的藥局取藥，肥水不落外人田，已經讓醫藥分業的美意，很難真正的落實。另一方面，近年來，愈來愈多民衆重複就醫、丟棄藥物、浪擲醫療資源，此等不足取的行爲，很難加以有效杜絕；而對於轉診制度，其實只要民衆負擔得起費用，或希望家中長輩能夠獲得最高端先進儀器設備的檢查，前往各大醫學中心越級就診的問題，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社會風氣下，就算祭出高額的負擔費用，也不容易有效改變現況。
其實，民衆並沒有錯，錯在於20多年來，以前的行政院衛生署和現在的衛生福利部，並沒有針對適當正確的就診觀念，進行長期的政策行銷，以改變特定羣體的就醫觀念與行爲，尤其是慢性病患的就醫模式，以及釜底抽薪，更重視慢性疾病的提前宣導預防觀念，還有防治成效的生活飲食習慣之倡導。此外，由於科學昌明，醫療科技突飛猛進，使用昂貴先進的儀器設備，是否有其必要性，有時候並不是病患本身自己決定。
因此，儘管醫界人士與各級醫療院所，對於健保給付的審查制度，長年以來的反彈愈來愈大，而造成同業的專業審查蒙受很大的同儕壓力，這種審查制度應該檢討的，不是存廢的問題，而是如何改善讓事後審查機制更合理化。
檢視健保費率調漲的政策議題，根本的問題還在於保費總額的大餅，如果不能隨着經濟成果而有序的變大，則在景氣前景不明，民衆荷包縮水，新冠疫苗的取得與分配，都還在討論之際，大幅調漲健保費率，實非工商企業界所樂見，也未必是全體國人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