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臺灣過度倚重燃氣發電的風險
過去數十年，全球對抗氣候變遷的倡議不在少數，各項峰會、經濟體、國家也不斷訂出各種減碳目標，朝向全球綠化（greening）及減碳（carbon reduction）的方向各自努力，但至今各項目標卻多以跳票收場，全球減碳成效甚微。統計資料亦顯示，2018年全球年度脫碳率（Change in Carbon Intensity 2017～2018）僅有1.6％，遠低於《巴黎氣候協議》所訂定的3％目標。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各國雖期待藉由大幅發展再生能源，努力追求減碳的目標，但由於目前再生能源相對傳統能源成本效益差距甚大，且發電仍極不穩定，各國政府在面臨經濟成長壓力下，無法在短時間內由傳統能源（尤其每度電排碳量最大的燃煤火力發電）大規模地轉向再生能源。此時，增加燃氣發電便被視爲各國能源轉型中的新顯學。
燃氣發電成爲全球能源要角有其天時地利之故，一來是美國頁岩氣革命後，液化天然氣（LNG）價格出現大幅度下滑，更帶動美國乃至全球天然氣相關產業蓬勃發展；二來是使用天然氣的燃氣發電，相對燃煤的火力發電排碳量較低，燃氣電廠的每度電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大約僅是燃煤電廠的40～50％；三是燃氣發電技術成熟且發電極具彈性。因此，燃氣發電被許多國家規劃爲減碳的過渡燃料，也就是先從燃煤發電過渡到燃氣發電，再逐步以再生能源取代燃氣發電。這樣一來，即能兼顧經濟成長所需，又能減少碳排放。
正因如此，即便去年受到COVID-19疫情大流行影響，全球經濟成長衰退3.5％，導致能源消耗大幅減少的情況下，天然氣需求僅下滑1.9％，遠遠低於石油及煤炭需求的大幅縮減，2020年美國天然氣發電的需求甚至還逆勢成長2.0％。而高舉「2025非核家園」目標的臺灣，亦將燃氣發電視爲能源轉型的莫大助力。
問題是，將燃氣做爲過渡燃料以兼顧減碳與平衡經濟衝擊之舉，看似合情合理，事實上卻存在爭議。今年5月18日國際能源總署（IEA）發佈報告《Net Zero by 2050》所提出的減碳六大措施中，即包含了立刻停止投資新石油和天然氣開發案，原因就在於燃氣發電排碳量雖較低，但仍屬於傳統能源的範疇，美國康乃爾大學生態與環境生物學系教授霍華斯（R. Howarth）更直指，天然氣對全球暖化的危害遠遠被低估了。
因爲天然氣主要成分爲甲烷（CH4），屬於京都議定書中定義的六種「溫室氣體」之一，減碳的目的是減少暖化，但如今爲了減碳而增加甲烷排放，豈不是捨本逐末。而且，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研究資料顯示，甲烷的百年平均全球暖化潛勢（global warming potential）爲二氧化碳的25倍，20年平均暖化潛勢爲二氧化碳的72倍，亦證明了燃氣發電對環境仍明顯有害。
其次，天然氣從生產到運送至全球各地天然氣儲存設施過程中的泄漏量（1.9～5.6％），也未被考量進去。霍華斯教授更表示，如果是用液化天然氣（LNG）發電，其過程中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量，比頁岩氣或傳統化石氣至少高出25％。
基此，過去數年間，國際間也漸漸對以燃氣發電作爲過渡到再生能源的橋樑產生質疑，認爲這種能源轉型進程的「過渡」解方恐過於誇大。不過，支持燃氣發電者認爲，隨着技術進步與完善，燃氣發電過程中衍生的甲烷排放與泄漏情況已有改善，且仍具備低成本、發電彈性較燃煤發電爲高、補足再生能源穩定性不足、緩解降低短期空污之急等優勢，使LNG縱然未能如原本預期般提供乾淨能源，卻仍是在排除核能後一個相對可接受的燃煤發電替代方案。
但無論燃氣發電做爲過渡燃料是否符合減碳目標，可以確定的是各國最終的能源發展目標依舊是綠能，也就是再生能源。而且，值得慶幸是今年5月份IEA報告指出，2020年全球再生能源新增發電容量年增率達45％，爲1999年以來新高。尤其是近年來再生能源發電成本急遽下滑，使這樣的極高速成長在2021、2022年亦將是「新常態」（new normal）。反觀臺灣，不僅再生能源發展速度遠遠低於國際平均水準，且在2020年臺灣總髮電量再創新高的情況下，燃氣增長9.57％、燃煤減少0.38％、燃油減少25.47％，而再生能源發電量卻不增反減0.84％。
確實，在執政者排除核能及民衆對燃煤發電造成空污的反感下，再生能源配合燃氣發電做爲過渡能源，已成爲臺灣能源政策的唯一出路。但我國能源97％以上仰賴進口，又再生能源發展緩慢、核能及燃煤發電逐年淘汰下，導致未來臺灣能源供給將有極大比例仰賴天然氣發電。只是，就算先不論前述天然氣發電仍對環境有害的缺失，單是過度集中的風險就讓臺灣的能源安全堪慮，諸如LNG儲存的安全性、天然氣進口的海路恐因兩岸關係而中斷。因此，在符合全球減碳趨勢的前提下，政府的能源政策應有更務實的規劃，才能確保全臺能源安全無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