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錫進：呼籲聯想高管降薪 將省下的錢用於增加研發

（原標題：老胡呼籲聯想高管降薪，爲實事求是處理事情創造空間）

聯想的事情已經爭論了一段時間，老胡再梳理一下我的觀點：

第一，我認爲聯想高管的上億和大幾千萬的高薪不合理，聯想應當做出調整。我聽說，聯想高管的高額薪酬是該公司國際化過程中爲使集團高管薪酬不低於被收購外國公司高管薪酬的平衡方式。但無論是否有聯想的內部邏輯，聯想高管的上億年薪都與中國社會的條件不協調，尤其與它作爲一家國資參股公司的特定條件和歷史背景不協調，這個問題引爆有其必然性。

我在此呼籲聯想方面與公衆的意見和呼聲相向而行，降低集團內部的高管年薪，將省下的錢用於增加研發，順應潮流，跟上時代的腳步。這是聯想重建自己輿論形象，重新獲得公衆信任的基礎和前提。我期待，聯想的集體情商和智慧能夠推動形成這一變化。

第二，聯想從100%的國資企業變成了今天的國資不到30%的混合所有制民營企業，是否導致了國有資產流失？這一質疑非常樸素，也契合輿論邏輯。我認爲公衆有權利這樣質疑。聯想要直面這個質疑，同時這個問題的權威回答需要由中科院的國資機構做出，甚至由更上面的國資部門參與鑑定，聯想自身的回答並不具有終極說服力。

我相信，聯想的事已經發酵成大熱點，國家不可能沒有注意到。我的直覺是，聯想是改革早期的中國明星企業，它的改制結果創造了公司的繁榮，如何評價它的改制，一定程度上會牽扯到對改革開放的再定義。這當中首先是法律問題，同時政治考量也不會缺席。我想對大家說，國家肯定已經聽到了輿論場的呼聲，希望大家相信，政府的信息最全，最具有實事求是定義此事的能力。國家是我們大家共同利益的堅定統籌和維護者。

第三，聯想早已不是公衆的偶像，它今天顯然不在創造中國核心競爭力的鋒線上，成了一個“大而平庸”的企業。很多人不喜歡它，但是認可不認可、歡迎不歡迎聯想這樣的公司在中國存在，這涉及到政策和思維的底線。實際上，大多數中國企業都是“平庸”的，它們以自己生存、營利 爲首要目的，但它們創造了就業，給國家依法納稅，就成了匯入國家經濟正能量的大潮的一滴水。我說這話不是要否定對聯想是否侵佔了國資等質疑，我是提醒從外部審視那些核心質疑時不要忽視的一個維度。

老胡的主業是守衛中國的輿論邊疆，看好那裡的一個烽火臺。我能夠看到這個國家的真正風險來自哪裡。回望國內時，我的最大希望就是它團結，圍繞黨和政府形成凝聚力，處理各種問題依法依規，合理有序。每解決一個問題，中國都應調動更多能量，變得更加強大。

回過頭來說聯想，我誠懇希望事情的破局能夠從聯想高管降薪開始，推動形成一個能夠讓法律圍繞各種質疑充分展開的從容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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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南連發視頻炮轟聯想賤賣國資，胡錫進這樣看

司馬南連用七個視頻質疑聯想賤賣國有資產、柳傳志楊元慶等高管上億高薪上演的是“窮廟富方丈”等等，引起互聯網上的軒然大波。老胡本不想就此說話，但他已成輿論焦點之一，很多網友在留言中催老胡談談看法。

我認爲，司馬南的質疑是樸素的，有公衆意見的基礎，它們是中國輿論場這幾年積累的對聯想綜合不滿的折射。聯想曾是改革先鋒，柳傳志和楊元慶的表現從一定意義上說參與了對中國企業家的定義，社會給予了聯想和柳楊極高的尊敬和期待，聯想也等於是對國人做了當IT龍頭企業、推動中國高新技術前進的承諾。

但是聯想實際上在貿工技路線上越走越遠，沒有在原始積累後向科技創新真正發力，漸漸退出了國家科技進步和對外競爭的鋒線，對中國核心競爭力的貢獻越來越小，很多人覺得這辜負了他們對聯想作爲老牌明星企業的期望。尤其是，它被華爲等飽受美國打壓的高科技公司比下去了，在模式創新方面也不如小米那樣的新興公司，柳楊等人依然在國有參股企業裡享受上億高薪，整個公司和他們個人的輿論形象逐漸變得脆弱，事實上，對他們有規模的質疑早就開始了。

不過是否應當將柳楊和聯想放在國有資產流失這個嚴厲的主視角下考量，我認爲是需要謹慎的。當年聯想從中科院的全資子公司走上股份制道路，客觀說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從結果看，它導致了國資佔比的縮小，但成就了一個很長時間裡的領軍企業。也許可以說，沒有當年的股份制改造，就沒有後來的聯想，因爲聯想是中科院出來的最大企業，而且橫向看，全國的產品型IT巨頭沒有一家是純國企。

柳楊當年威望很高，是中國企業家中的符號性人物。聯想做到了PC機全球第一，另外在超算領域也在國內佔有一席之地，是世界500強之一，它至今不能算差的，但公衆對它的失望卻是有道理的。我在國外遇到過一名聯想在某國的負責人，他對我說，他更敬佩華爲，他說華爲給自己、也給中國造就了一支龐大的隊伍，培養鍛鍊了一大批中國經營人才，無論在哪個國家，華爲團隊的負責人和骨幹力量主要是中國人，但聯想沒有給國家培養出這樣的隊伍。他舉例說，他本人在當地屬於“光桿司令”，他的上司是在他國的外國人，他的下屬是當地外國人。聯想的人都有這樣的失落感，更何況外人。

聯想平庸了，但它的“國際化”模式是否也是中國企業各種經營類型中應予尊重、保護的一種，同樣是值得探討的。我們不再崇拜聯想，與聲討和清算聯想，似乎是不同的事情。中國融入全球化，大概會有一些公司的利益在國家間更加“多元”，比如日本索尼公司就是這樣。但問題是，這樣做的是我們曾經寄予厚望的聯想，而且是在中國如此困難的時候，我們發現它不再是我們希望的鬥士。

▲針對這些質疑，聯想方面目前尚未作出公開回應。此前，對於研發投入、高負債等問題，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在2021/22財年第二財季溝通會上回應稱：“有人說我們研發投入不滿足上市要求，這是完全不對的。”

柳楊的光環顯然失色了，我不知道歷史會如何看他們當年的風光，會從他們發揮了那段時間的引領作用來加以肯定，還是會聚焦他們之後的“讓別人去闖”、自己在老路上“悶聲發大財”，視爲一種“墮落”。我覺得視距越遠，越能看得更清楚。

寫此文之前，我詢問了多名專家學者的意見，他們對司馬南的做法做出不同的道德評價，有褒有貶，但都指出他的評述在專業上有瑕疵。司馬南是我的朋友，自稱“衚衕大爺”，我想他不會介意我將別人對他的這些評價直率地轉述於此。

我認爲，倒過來追究聯想是否導致了“國有資產流失”，需要非常非常謹慎。因爲有不少民營企業和股份制企業都有所謂的類似“原罪”。中國經濟曾經是完全的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如今民營企業佔據了大半江山，發揮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儘管大量民營企業都不是從國企改造出來的，但它們中的不少也曾有過掛靠鄉鎮的“紅帽子”，那當中的情形極其複雜。而且當時的改制方向受到了各地政府的認可和推動。我很擔心，如果反過來追究，甚至形成一個運動，將會對中國民營企業家的積極性造成打擊，增加他們的不安全感。

至於柳楊等人的上億高薪問題，我認爲司馬南的質疑反映了很多公衆的共同不滿。在促進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柳楊應當以開放的心態對待這樣的批評，並加以思考。

來源：胡錫進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