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師父畫畫──懷念楚戈先生
等畫差不多幹了，師父也吃過甜食，便在幾張畫間來回看看，有時調色再染一下，有時拿長鬃山馬筆在岩石上加些樹木或在花卉上添點莖脈；此時他不再用大筆頭，只細細地添、靜靜地補，且看的時候多，動手的時候少。
楚戈先生比我父親年長五、六歲，我本該稱之爲「楚戈伯伯」，卻因老爸一句「楚戈長不大，只能做叔叔」而降格爲「楚戈叔叔」。也有好幾年我跟楚戈叔叔以師徒相稱，我喊他「師父」，他稱我爲「徒弟」；湖南人不大發「ㄨ」這個音，因此，在他口中，徒弟便成爲「頭弟」。後來，「大頭叔叔」陳映真先生的夫人麗娜阿姨也興起加入「袁家班」陣容（楚戈叔叔本姓袁），成爲「頭弟」，我只得讓位，成了名符其實的「小頭弟」。
我們起鬨搶做楚戈叔叔徒弟的年代大約在一九八六年前後，那些年我瘋狂地畫着水墨畫，也把水彩厚厚地當油彩畫，家中每有畫家長輩來，我總拉着他們畫畫；一時之間，來家裡吃飯的畫家朋友，開飯前總得陪難纏的小友塗上幾筆。畫畫這事是會感染的，有時氣氛熱烈起來，連不畫畫的長輩也捲起袖子，拿起毛筆，像全民運動般，大家各自在地板一角鋪上報紙，邊喝茶、聊天、吃零食，邊盡興揮灑。
有時大家興致不減，吃完飯便繼續畫，如果不畫，我媽媽便會拿出《民謠百曲》、《民歌大全》之類的歌譜，大家來個南腔北調的大合唱。
那是一個熱情飛揚的年代，楚戈叔叔癌症的復元良好，創作研究皆有成就，大頭叔叔躊躇滿志，他的《人間》時期蓄勢待發，跟麗娜阿姨每隔一陣子就來家中度個長週末，休閒放鬆，享受一點家庭生活。他們，當然還有許多無法一一提及的長輩朋友，都在我對那個時代的記憶中烙下深刻的印記。
磨墨打水服其勞
楚戈叔叔能畫、愛畫，也願意畫，成爲我們畫畫時圍繞的中心。他愛吃我媽媽的涼拌藕，每次來前電話中先叫準備一大盤。這藕的作法其實很簡單，一般館子裡也都吃得到，新鮮的藕買來，燙好，冷卻後切成薄片，再佐以少許砂糖、鹽、白醋、嫩薑末和去子的新鮮辣椒絲，放進冰箱即可。館子裡的涼拌藕往往過酸，少了點新鮮感，大概是隔了夜，只好多加些糖醋來蓋味；我媽媽則往往在朋友家來當天才上市場挑藕，新鮮的藕細細去皮，當天煮當天拌，一盤藕片端上桌，白白淨淨地特別好看。那時楚戈叔叔大病初癒，必須注意飲食，這菜很合他胃口。
「師父」這個名號很快就叫開了，一幫常來家裡的女眷也都跟着喊他師父，左一聲師父、右一聲師父，楚戈叔叔飄飄欲仙，一會兒豪情來了，靈感也來了，下筆便如長江大河、疾風驟雨般不能自己。
「頭弟──，磨墨！」
「小頭弟──，打水！」
「去──，換大筆頭來！」
師父興致來了，聲音也大起來了，磨墨打水換筆的呼聲不停，麗娜阿姨磨墨的手痠了，墨條歪了一邊，師父瞟了一眼，喝斥：
「頭弟──，磨墨要正！」
聽我們這廂熱鬧，男眷們政治也不談了，文學也丟下了，全跑來看楚戈叔叔畫畫，大家圍成一圈，溫度升高了，白熱化了，便有人問：
「師父要不要喝茶？」
於是人羣中遞過一隻茶杯，有時師父擺擺手回絕，有時接過速飲一口，有時墨盤或水洗裡的汁液不夠了，他便把茶水往裡一倒，繼續皴點、擦抹、暈染。也有人看他一頭大汗，遞來一條毛巾，甚至爲他點去額頭上的汗水，對方若是女眷，他會擡擡眼、咧咧嘴，露出一抹愉悅的微笑。
苦等師父鈐印
在我們家的地板上，師父甚麼都畫，若是山水，便大開大闔，時而崇山峻嶺，風雨欲來，時而遠山幾重，扁舟一葉；若是梅花，不是細細圈點，便是大片潑灑；若是荷花，便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先以大筆刷出莖葉，再以小筆摹出花朵婀娜姿態……。當年勝大莊的粗腹羊毫大筆一枝壹兩千圓，買回來貢在案前，敬如神明，久久不捨泡開使用，到了師父手中，又擦又擰又折，幾回合下來就禿了一截。筆頭畫禿了，師父便喊：
「小頭弟──去，舊報紙拿疊來。」
報紙拿來了，他只撿幾張，捲一捲壓平，橫向撕開一鋸齒形缺口，在水洗沾沾，墨盤點點，然後朝紙上使力一摁，快速向下拖去，說時遲那時快，如此五六刷，便成生動荷葉一片。若是山水，他則會重按輕移，在紙上摁捺出一座座岩石斑斑的饅頭山。
待畫紙已然透溼，師父也一頭大汗時，他會喊：
「去，吹風機拿來──」
吹風機來了，插上插頭，師父稍加示範，便遞給麗娜阿姨：
「頭弟，這樣來來回回，好好把畫吹乾。」
大概磨墨已經磨累了，麗娜阿姨兩肩一攤，翻翻白眼，嗲聲說道：
「哪啊，畫畫好難呦！早知道……」
不過，她大概想起「一日爲師，終身爲父」的古訓，又想到可以得師父的真跡，便不敢造次，繼續替師父「曬畫」。此時，我媽媽會端出甜點（有時是自己做的八寶飯，有時是南門市場買來塞了糯米的甜藕，有時是朋友帶來的鮮奶油蛋糕，奶油很厚、圓形、還可以在上頭題字的那種），人們的注意力都轉到甜食上頭，只有麗娜阿姨一個人還在地板上吹呀吹的，此時大頭叔叔會搔搔蓬髮，然後揹着雙手走來。
「麗子，──」他先輕輕叫一聲，然後才用溫柔舒緩的語調說：「楚戈，他人真好。」或者：「楚戈，是個好人。」他說「好人」這兩字的時候，「人」的尾音總會拖長一些，像在說日語一樣。
等畫差不多幹了，師父也吃過甜食，便在幾張畫間來回看看，有時調色再染一下，有時拿長鬃山馬筆在岩石上加些樹木或在花卉上添點莖脈；此時他不再用大筆頭，只細細地添、靜靜地補，且看的時候多，動手的時候少。
待一切完成後，師父會在畫上題字：幾句自做的或朋友的新詩、一首古調，或簡單一句「某年某月於木柵尉府」等等。然而他不鈐印，道理很簡單：圖章不在身邊嘛！
講到鈐印，麗娜阿姨從不放過他，她直嚷嚷：
「師父，沒蓋章，畫不值錢耶！」
爲了逗麗娜阿姨，師父會用硃紅在送我的畫上畫一方陰刻的「星」字圖章（師父原名「德星」），但怎樣就是不肯爲麗娜阿姨「畫押」。因此，直到二○○六年，我母親過世後的第一次農曆年夜飯，麗娜阿姨在我們家最後一次遇見楚戈叔叔時還直嚷嚷：
「師父，你送我的畫，到現在都還沒蓋章耶！」
師徒齊畫墨梅
另一次晚飯後，楚戈叔叔說要爲我示範墨梅，那天晚上客人不多，我們在大餐桌上攤開全開宣紙，調了墨汁，他先用大筆頭畫出主要的枝幹，然後帶我在畫紙上用不同的墨色鉤滿象徵花瓣的圈圈，再以放射狀的短線、細線和點鉤出無數的花蕊。師父的花蕊有款有型，我鉤的，卻是一團團墨點像打趴在牆上的蚊子蒼蠅。
圈點完了，師父在畫心空白處題上「華枝春滿」四個大字，然後在右邊枝葉間題上「實與任之合作也」的小款。那天楚戈叔叔的長女阿寶從彰化北來，也同我們一塊兒打圈圈，因此，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以爲畫上題的是「寶與任之合作也」。
楚戈叔叔樣式不同的的梅花我們家有好幾幅，大概是記憶美好的關係罷，我一直偏愛《華枝春滿》，在臺中讀書的四年間，這張畫就一直掛在我畫室的牆上。
時序進入九○年代，我上了中學，《人間》雜誌也已停刊，大頭叔叔開啓了人生新頁，勤於他的兩岸事務。之間，我父親的身體也曾一度違和，既然大家各有後顧，這樣的聚會自然就慢慢減少了。
上中學後，我對繪畫的興趣從東方水墨轉到西方油畫上；我畢竟是全球化時代的產物，對西方文化的着迷永遠大於古老的東方文明。我成了水墨畫的叛徒，毛筆從此束諸高閣，師父二字越叫越尷尬，因此，他的稱號又漸漸回到「楚戈叔叔」。
二○○二年三月，在陶幼春阿姨的陪伴下，楚戈叔叔最後一次到巴黎來，當時我在法念書已近三年。楚戈叔叔爲發展他自創的「結繩畫」，要買一種特殊的「山」字型畫筆，這是一種三個筆頭間有兩個筆頭空隙的畫筆，畫出來的線條頗有糾結的意趣。這種筆不好找，楚戈叔叔曾在香港買到五個筆頭的，自己用毛筆跟竹管編過，也曾將以多隻毛筆編成的排筆間的筆頭拆掉。當時，他已開始用沒有打底的畫布畫水墨，畫幅頗大，毛筆施展不易，必須用五個、七個或九個筆頭的山型油畫筆來代替。
那天午後，我們從巴黎美院一帶一直找到蒙帕納斯「大茅舍畫室」（La Grande Chaumiere）附近的美術用品社。地鐵站間有些距離，招呼計程車也不容易，步行加地鐵上下，老先生走得氣喘吁吁，但每經過一間畫廊，他總要在前面駐足片刻。在Bac街一個掛有米羅大畫的櫥窗前，楚戈叔叔停了下來──
「好看，」他用柺杖指着米羅的畫，然後拉拉我的手，語重心長地說：「畫畫還是抽象跟簡化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