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作家：美國陷入了“冷內戰” 變成“兩個國家”
截至9月1日，席捲全美的反種族歧視抗議已經持續3個月，且仍有蔓延趨勢。抗議示威讓貧富分化、種族歧視等沉痾浮出水面，也讓美國主流輿論開始重視社會撕裂的現狀。
兩個美國
“我們陷入了冷內戰（cold civil war）”，《紐約時報》前專欄作家阿南德·吉里達拉達斯（Anand Giridharadas）日前撰文認爲，黨派爭鬥已經使美國分裂爲“兩個格格不入的國家”。
“兩個美國”都視對方爲美國的現實威脅。“雙方都覺得自己掌握真理、自由與正義，都認爲自己兌現了美國立國的價值觀，認爲自己能保護人們平安。問題是，我們已經成爲一個幾乎無法相互說服的社會，人們都生活在自己的城堡裡。” 吉里達拉達斯說。
在美國，打開電視、翻開報紙，“兩個美國”就會撲面而來。同一個新聞事件，左右派媒體的報道經常針鋒相對，視角和遣詞造句的差異令人玩味。
△福克斯新聞標題：特朗普前往基諾沙騷亂現場，承諾幫助企業重建
△CNN新聞標題：在前往基諾沙途中，特朗普使用煽動性語言討論示威遊行，並抨擊記者
記者在報道和採訪中，也經常見證人們的對立。有人抗議警察暴力和社會不公，有人則視抗議者爲擾亂社會秩序的“暴徒”。有人發起“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有人就發起“警察的命也是命（Blue Lives Matter）”運動以迴應。
在最近的抗議活動中，先後發生的兩起槍擊事件推動這種對立進一步滑向對抗。
8月29日晚，極右翼組織“愛國者祈禱團”的一名成員在波特蘭被人開槍打死。之後，網絡視頻顯示，有抗議者當衆宣稱“今晚死了個法西斯分子，死不足惜。”在這起事件之前幾天，17歲的白人少年凱爾·裡滕豪斯在威斯康星州的基諾沙市槍殺兩名抗議者，而他的辯護律師稱，這名少年只是“一個在政府缺位時，挺身而出保護家園的民兵”。
△裡滕豪斯（左）圖自美聯社
“冷內戰”引熱議
“冷內戰”的說法並非今天出現。2018年，拉斯穆森的一項民調就顯示，有31％的美國選民擔心激烈的黨爭會在五年內引發美國第二次內戰。2017年，保守派電臺主持人丹尼斯·普拉格（Dennis Prager）聲稱，美國人實際上正處於第二次內戰之中，儘管不一定是暴力的形式。2019年3月，報道過水門事件的記者卡爾·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在一次採訪中表示，美國已處於“冷內戰”中，而現政府正在越來越可能點燃“熱內戰”。
弗洛伊德之死引發席捲全美的抗議活動後，關於“內戰”的討論更加激烈，也更加具象。抗議活動爲雙方的不滿提供了宣泄的渠道，不斷髮生的新聞事件也爲雙方提供了鞭撻的目標。
今年6月，美國保守派作家本·多梅內克（Ben Domenech）稱，“白人抗議者跪下來，向暴民（mob）道歉，令人震驚和不安。” “‘廢除警察’的想法如此瘋狂……只有完全脫離現實的人才能直言不諱地鼓吹這個想法。”
曾任前總統布什演講撰稿人的大衛·弗魯姆（David Frum）則撰文諷刺保守派，“由於我們是兩個國家，所以我們可以有兩套法律和規則：一套用於朋友，另一套用於敵人。這就是爲什麼如此衆多的特朗普支持者認爲在基諾沙的槍擊事件中，槍手是出於自衛，槍手擁有必須受到尊重的合法權利，死者卻沒有，今年警察槍擊事件的所有受害者都沒有。”
兩派立場高度對立，導致暴力、槍擊事件頻發。《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邁克爾·格森（Michael Gerson）指出，美國一些有組織的團體正在利用社會緊張局勢推動可能演變成暴力事件的武裝對抗。正如基諾沙市的一名激進主義者所說：“如果你們殺死我們一個人，我們就該殺死你們一個人。” 這是每個陷入武裝衝突的社會的思想基礎。
美國人的不安全感正在迅速提高，最直觀的標誌就是人們正在瘋狂購買槍支。美國的槍支行業貿易協會“國家射擊運動基金會”估計，今年三月到七月的槍支銷售爲850萬支，比去年同期高94％。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40％的購槍者是第一次買槍，部分原因是人們面臨社會動盪和“內亂（civil unrest）”時，意識到需要自我保護。
△圖自《華盛頓時報》
不過，也有分析人士認爲，所謂的“第二次內戰”並非以暴力的形式呈現，而更多是一種文化上的“戰爭”（Cultural Civil War），反映的是信仰的對立。
資深記者托馬斯·裡克斯（Thomas Ricks）2017年就曾在《外交政策》撰文推演過美國“內戰”的演進，裡克斯認爲，隨着激進主義和數字化宣傳的增加，“第二次美國內戰”更可能是一場不對稱、非常規“戰爭”，不同於一百多年前南北戰爭的真刀真槍，而是圍繞意識形態，通過數字工具展開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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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專家：中美存在爆發熱戰可能 美大選前非常危險
【環球時報記者 白雲怡】隨着美國不斷挑起事端，全方位對中國施壓，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係正經受考驗，國際秩序也愈發不穩。“華盛頓習慣了生活在一個美國一家獨大的世界裡，它想保持這種‘歷史終結’的局面。”俄羅斯知名國際政治學者、中國問題專家亞歷山大·盧金近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如是說。在他看來，俄羅斯也是華盛頓這種“妄想症”的受害者，所以這個世界要想安全些，前提之一是美國應學會如何與其他大國共處。亞歷山大·盧金現爲俄羅斯國立高等經濟大學國際關係學系主任、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東亞與上海合作組織研究中心主任，他曾任俄外交學院副院長，著有《俄國熊看中國龍》《中國和俄羅斯：新友邦》等作品。
中國經濟上的成功，打碎了美國意識形態中的一個重要“信念”
環球時報：很多人用“新冷戰”來形容現在的中美關係，作爲一名俄羅斯學者，您怎麼看？
盧金：中美正在進入一個類似“冷戰”的漫長地緣政治對抗時期。這場對抗始於奧巴馬當政時，但被特朗普總統正式、公開地“宣佈”。儘管現在中國在軍事上弱於美國，但不要忘記，美蘇冷戰開始時，蘇聯比美國弱很多，那時它甚至還沒有核武器。我認爲已可以把當下中美的情況稱爲“新冷戰”。
“新冷戰”與上世紀美蘇冷戰的一大重要區別在於，這次冷戰是由美國單方面挑起的，而美蘇冷戰時，雙方都在尋求統治世界，兩個敵對陣營都宣稱自己的政治和經濟體系將最終在全世界範圍內取得勝利。冷戰期間，美蘇都認爲自己在朝正確的歷史方向走。當然，有人認爲意識形態只是被用作政治利益的幌子，但實際情況顯然要更復雜，我認爲是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交織在一起，共同影響了當時的美蘇外交政策。
現在和當時不同：美國及其盟友保留了當年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即在全球範圍內創造一個理想的社會，並以此最終解決世界上所有的經濟和社會問題；而中國沒有這樣的全球抱負。中國沒有試圖將其政治和經濟制度強加於世界，也沒有試圖擴大勢力範圍。這一次，美國在單方面發動一輪“新冷戰”，而中國只是在試圖保護自己和自己的主要經濟利益。我將此局面稱爲“新型單邊冷戰”。
環球時報：關閉中國駐美總領館，出臺各種制裁中國官員的措施，對中國企業頻頻打壓……類似事件都在美俄關係中上演過。中美關係會逐漸演變得像當下的美俄關係嗎？
盧金：美俄對抗和美中對抗有一些相似之處，因爲華盛頓把莫斯科和北京都視爲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對手。不過，從大多數美國戰略學家的角度來看，中國是更危險的威脅，因爲中國在經濟上做得更好，打碎了美國意識形態中的一個重要“信念”——經濟繁榮將不可避免地帶來政治上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轉變。
在這一背景下，美國的反華措施不應被理解爲一種“短時的異常”，而應被理解爲一種“新的常態”。更多類似措施會接踵而來。中國必須學會在這一情勢下生活，不要再期待舊時光的迴歸。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不會有暫時的緩和。事實上，美蘇冷戰也分很多階段，不同階段的對抗烈度大相徑庭：既有處在覈衝突邊緣的古巴導彈危機，也有簽署很多重要雙邊和國際條約的“緩和期”。不過，對抗總趨勢恐怕會持續很長時間，直到一方發生根本變化，或像蘇聯那樣消失。
環球時報：外界很擔心中美間發生軍事衝突，您認爲這可能嗎？
盧金：總的來說，可能性很小。軍事衝突只可能由美國這個更強大的一方發起，但華盛頓明白，這麼做將產生極大的反作用。中美都擁有核武器，軍事衝突意味着很大的人員傷亡，而且最終誰輸誰贏難以預料。軍事衝突還可能引發一場全面的國際核衝突，或將導致全球經濟崩潰，並給美國帶來災難。
然而，無意中爆發熱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一種潛在的可能是局部衝突的升級，比如在臺灣海峽或南海，如果雙方都因國內政治而不得不做出越來越強烈的反應，那麼一場真正的戰爭就有可能發生。第二種可能是，美國的權力落入真正的狂人手中，比如越來越受到極右翼歡迎的“匿名者Q”陰謀論的支持者，這些人不關心戰爭後果，或者認爲值得通過戰爭的代價去實現自己瘋狂的目標。
世界將迎來一個漫長的對抗時期，“任何滿足這三個條件的國家，都會被美國視爲競爭對手”
環球時報：《2018美國國防戰略報告》把中俄明確定義爲超過恐怖主義的“對美最大現實威脅”。今年7月，美國防長埃斯珀在任期將滿一年之際稱，中國是首要戰略競爭對手，然後是俄羅斯。美國對中俄的定位對世界秩序意味着什麼？
盧金：這意味着世界將迎來一個漫長的對抗時期。中俄是非常不一樣的國家，它們爲數不多的相似之處是：都是大國，都不想成爲美國勢力範圍的一部分，政治制度都與美國不同。事實上，任何滿足這三個條件的國家，都會被美國視爲競爭對手。
如果一個國家僅僅是政治制度與美國不同，但服從於美國，比如沙特阿拉伯或烏克蘭，那麼是可以被容忍的；如果一個國家“個頭小”，政治上的分歧也是可以被容許的，比如黑山或愛沙尼亞。但是，如果你像中國、俄羅斯甚至伊朗這樣強大，不聽話，又和美國存在政治制度差異，還堅持走自己的路，這些足以讓你被美國視作敵人。這就是我說的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的共同作用。
這些國家要麼改變政策，要麼就該爲同華盛頓及其盟友的長期對抗做好準備。在可預見的未來，這種對抗將成爲全球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
環球時報：您認爲美國近期的對華制裁是其整體對華戰略的一部分，還是爲了今年11月的大選？
盧金：這些動作是美國總體戰略的一部分，不過，選舉肯定也會產生部分作用，因爲特朗普在打“反華牌”，希望把中國當成自己處理新冠肺炎疫情和經濟問題失當的替罪羊。另外，他也想以此轉移人們對俄羅斯的注意力，俄羅斯正在被美國民主黨當作替罪羊。所以美國大選前的這些日子將是一段非常危險的時期。
環球時報：特朗普或拜登當選，美國對華政策走向會有什麼不同？
盧金：即使拜登當選，我也不認爲美國的對華對抗路線會發生重大改變。現在美國兩黨幾乎已達成共識，認定中國是造成美國經濟問題的原因。從美國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美國自身的經濟體系是不會有問題的，它一直被定義爲“更具優越性”，所以一定是中國方面有不公行爲，在使詭計，搞欺騙。
特朗普的民族主義和地緣政治意識更強，他不是在責怪中國本身，他否定了前幾任總統的對華政策，因爲他覺得他們在容許中國以美國利益爲代價促進自己的利益。從這點來看，理論上中國或許可以在大選後同特朗普政府達成某種協議，某種在特朗普看來符合美國利益的協議。當然，特朗普勢必會要求中國做出重大讓步，但至少可以談談看。
民主黨人通常更重視意識形態，他們會更多關注人權、新聞自由、政權性質等問題，同時更關心國際合作、經濟全球化、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說，特朗普代表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利益，而民主黨則代表那些買辦企業和跨國公司。與民主黨對話，國際問題更容易找到某些共識，中國內部政策的議題則棘手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拜登上臺後決定改善同中國的關係，共和黨也會試圖破壞這一努力，比如指責他“通中”，就像民主黨指責特朗普“通俄”，破壞其改善與俄羅斯關係的努力一樣。
“我的東西是我的，你的東西讓我們來談談吧”——這是美國的經典邏輯
環球時報：美國政界和學界近來出現“聯俄抗華”的聲音，俄羅斯有可能轉向美國一邊嗎？
盧金：絕對不可能。美國2014年支持烏克蘭反政府政變並對莫斯科實施制裁後，俄羅斯領導層對美國的幻想就已然破滅。任何形式的信任都已不再存在。美國從此被視爲不可靠的合作伙伴，俄羅斯只可能與其達成一些戰術性或務實性的協議。
如果要讓俄羅斯站到美國一邊，後者必須廢除整個制裁體系，並承認俄羅斯在本國周邊地區的利益。但華盛頓永遠不會這麼做，它不準備做出任何讓步，它的經典邏輯是：“我的東西是我的，你的東西讓我們來談談吧。”在這種情況下，在俄羅斯只有一些非常邊緣化的親西方圈子仍主張莫斯科應支持美國反對中國。
當然，俄羅斯也有人擔心中國外交政策日益強硬，但這種擔憂最多隻會促使莫斯科實施更加中立的外交政策，但不會讓莫斯科與華盛頓結盟。
環球時報：不久前，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直言，美國對俄製裁措施過多，以至於已找不到新的制裁目標，這一說法反映出俄美關係怎樣的現狀？
盧金：俄美關係正處於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最糟糕的時刻，至少也是1933年美蘇建交之後的最低點。俄羅斯已經學會如何在美國和歐洲的制裁下生存。當然，這不是說俄羅斯經濟發展得很好，但俄羅斯的經濟問題主要還是內部原因造成的。
和中美關係惡化的原因相似，俄美關係在可預見的未來都不太可能有任何重大改善，儘管兩國可能達成一些具體的協議。
環球時報：相比美中“新冷戰”，對於這些年來美俄間的抗衡與博弈，俄羅斯知識界有哪些術語和說法？
盧金：俄羅斯的知識分子有很多術語來描述當前俄美關係的惡化，比如“對抗”“衝突”“觸底”。“新冷戰”也被用來形容現在的俄美關係。不過，包括普京總統在內的俄羅斯官員一直避免過多評論或定義現在的局面，他們仍然稱美國人爲“夥伴”。這很好理解：你不應輕易關上任何一扇門。此外，粗魯的說法也起不到任何建設性作用。
環球時報：作爲一個與美國合作、競爭、對抗甚至纏鬥了幾十年的國家，俄羅斯有哪些經驗與教訓可以和今天的中國分享？
盧金：我可以談談俄羅斯這些年的經驗教訓。正如我剛纔所說，俄羅斯與西方對抗的原因部分是意識形態，但主要是地緣政治。這意味着對一個大國來說，除非它無條件承認美國的領導地位併成爲美國的“衛星國”，否則它永遠不能完全滿足美國的要求。
上世紀90年代初，俄羅斯改變了自己的政治和經濟體制，體量也更小了，但後來發生的事情證明，即使做了這一切，還是不夠。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最初試圖加入西方大家庭，並在這個體系中尋找一個合適的位置。從戈爾巴喬夫到葉利欽再到普京，這些領導人最初都希望改善與西方的關係，但後來都以幻想破滅告終。俄羅斯希望在周邊國家衝突中發揮積極作用的意圖，也引發與西方之間的誤解，並進一步走向對抗。
事實證明，一個大國想保持獨立，唯一的選擇就是爲同美國長期關係緊張做好準備。自蘇聯解體至今，華盛頓已經習慣了生活在一個美國一家獨大的世界裡，它想努力保持這種“歷史終結”的局面。儘管這一目標不可能實現，但美國爲此所做的事會讓這個世界變得非常危險。只有當美國再次學會如何與其他大國共處且不破壞國際秩序穩定，這一情況纔會發生改變。
俄羅斯、中國以及其他非西方大國，都需要學會如何在美國的壓力下生存，彼此間互相合作以克服各自面臨的挑戰，同時與美國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保持合作大門的敞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