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科良渚文化村 一個演進中的社區自治樣本
“我們拾獲樓上鄰居晾曬時飄落的衣物，妥善保管及時送還。”
……
杭州，萬科良渚文化村，有26句話被鑲刻在一塊會生鏽的鐵板上。
這裡山明水秀，業主們喜歡把自己叫做“村民”，入住幾年後，他們和作爲開發商的萬科一道提出了這26句話，名之曰“村民公約”。
這是一份沒有任何強制力和懲罰措施保障的規範，通篇使用“我們會”，“我們樂於”這樣的承諾句式。但村民們和萬科卻希望，能從這26個短句開始，讓這片遠離鬧市的大社區成爲一座桃源。
“村有村約”
山環水繞，竹影婆娑的良渚文化村，坐落在杭州餘杭區良渚鎮，距杭州主城區約20公里，2006年開始入住。
王羣力是良渚文化村“竹徑茶語”小區的第一批業主,在網絡上網名是“奇思妙想”，也是村裡網上的意見領袖。
2008年，王羣力在社區論壇中發文，提出良渚文化村應該有自己的“憲法”，用作村民們的自我約束。雖然當時的入住率還不到50%，這一提議還是在社區中引起了一定反響。在社區論壇中被稱爲“海老大”的業主趙丹涯曾做《竹徑茶語村志》，頗有影響，其中有言：“村有村約，但村約無字，無字則雋永，唯自省自重自愛自尊也。共樂樂，地位無高低，學識無深淺，身份無貴賤，崇平等，踐和諧。”
這份構想中的“憲法”遂被定名爲“村民公約”。
從約束到約定
“村民公約”要制定什麼樣的條約，參與討論的業主們認爲居住人羣的精神與行爲文明，纔是居住品質和人居價值的核心。對此，萬科方面表示十分認同，並會全力支持、配合村民完成公約的意見徵集和起草。
討論會上，業主們提到了寵物、停車、公共活動等諸多方面，但具體的條文如何制定？杭州萬科客戶關係部門員工和業主一同在論壇投訴和建議中一條條尋找，再拿出與大家討論。
多輪溝通後，終於擬定出一份草案，共五十條，又經過反覆斟酌和修改，從五十條修改縮減至三十二條。
2010年9月底，面向良渚文化村全體業主的徵詢開始了。徵詢函上寫道：“我們將塑造一個當代中國理想小鎮的行爲樣本，踐行人與自然、人與家園、人與人無限尊重的可能。”
萬科工作人員通過網絡和電話溝通、上門走訪等方式對業主的意見進行了徵集，有超過90%的業主表達了意見，很多業主都提出了自己的具體主張，不少外地業主還給寄來掛號信發出自己的聲音。
經統計，4000餘戶業主中，3653戶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其中大部分還提出具體修改意見。
經過討論，業主們的意見被整合採納，去掉了原稿中的“不可以”、“禁止”等表述，以“我們”作爲主語。最終，“村民公約”被確定爲26條。
2011年2月27日，《村民公約》正式發佈：
“積極參加公共活動”、“見面應主動問好”、“孩子之間發生衝突，家長應優先引導自己的孩子”，“行車關閉遠光燈”……
正如討論階段王羣力提出的，公約條目可操作性高，不是空喊口號，不是爲了寫在牆上的。人們發現，面前這26條公約，其實已經不是憲法，而更像是傳統中國那些久違了的鄉規民約，與其說是規範，不如說是傳遞善意的通道。
“有人擔心這樣的條文是不是過於理想化，但實際上中國的農村本來就有一種以家族爲核心的自治體制，在村民的自治當中也有着共同遵守的道德規範和行爲規則，良渚文化村的村民公約應該說是開始恢復我們這種居民自治的做法。社區村落本身就應該成爲一個自治體，而這樣的自治體當然就需要有一種約束，村民公約就是這樣的產物”，2011年3月，媒體人曹景行有過一番這樣的評述。
“開始時，覺得是對我們的約束，但看到具體文字時，我發現這其實是我們之間的一種約定”，面對這樣一份公約，本來有些不理解的業主茶妞欣然接受。
用文明推進文明
公約的發佈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如何讓公約真正落地，同樣需要社區內各方的共同努力。
就在公約公佈一個月後，有人在良渚食街一家食品店插隊。一名業主隨即發帖指責：“我們已經有《村民公約》了，爲什麼還會有人插隊？”
這條短短的帖子當天點擊量就超過一千。“在其他地方插隊不算什麼，在良渚文化村卻成爲一個話題，這證明《村民公約》已漸入人心了”，王羣力這樣評價插隊事件。
萬科在公約出臺後，也在積極促進社區人文環境的養成。萬科物業爲此專門設立了“村民公約辦公室”，招募了許多業主志願者擔任人行道指揮員、垃圾分類宣導員等，還定期組織業主進行舊物交換，垃圾清掃等活動，希望通過這些行動，影響更多人。
“用一種文明的方式去推進文明，本來就不能一蹴而就，立竿見影，它需要一些榜樣的力量，需要倡導，甚至需要一些善意的批評和一種寬容”，曾任村民公約辦公室負責人的潘衛羣這樣評價自己的工作。
如今，村民公約發佈已有一年半，早已在良渚文化村深入人心，走進這個大村子，你會發現，停車場裡所有車頭一致朝外，這最大程度保障了行人，尤其是老人和孩子們的安全；食街上，即使在寒冬，牽着寵物的村民仍會在室外用餐，菜場裡，攜帶寵物狗的夫妻會留下一人牽狗在室外等候；在“竹徑茶語”小區每逢元宵，每家拿出2個拿手菜，一起品嚐、一起暢談……
回頭看，無論是約束還是約定，村民公約都如曹景行當初所說，起到了具體而顯著的效果。深切感受到到社區變化的萬科正在積極努力，在杭州的其他萬科社區，也有了“鄰里公約”。一些非萬科社區的業主，也在感嘆，“我們的素質比良渚文化村村民差麼，我們也可以有這樣的公約”。
不過還是有人冷靜地評論，從社會學意義上看，這樣的公約是否具有複製性，良渚文化村能走多遠？村民公約的出臺和實施過程中，作爲開發商和物業管理的萬科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旦良渚文化村全部開發完成，萬科可能不會再對社區傾注這麼大的精力，那時的文化村怎麼辦？
“正因爲不容易複製，才說明公約探索和良渚文化村獨特的價值。能走多遠？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探索都如此不容易，何況一個公民社會和村規民約的探索？”王羣力說。
“萬科對上世紀九十年代建造的小區仍在投入資金進行改造；文化村中還會有不少萬科的自持自營物業；整個社區的物業管理，也仍將是靠得住的萬科物業”，萬科對良渚文化村的未來十分樂觀。
更樂觀地想，隨着村民們自治水平的逐漸提高，總有一天，他們會完全把屬於自己的這片地方管起來，萬科在社區自治的整個過程中扮演的角色應該是同行者，而非管理者，村子還是要交給村民自己。
帶領記者參觀社區時，萬科工作人員指着鐵板上鏽紅色的村民公約說：“爲什麼要用會生鏽的鐵板來鐫刻公約？字跡每年都會模糊一點，遲早會被氧化鏽蝕得認不出來，但我們希望，到了那一天，公約已經深植在人們心中，成爲自然而然的行爲習慣，‘村約無字，無字則雋永’就是這個意思！”
當正能量開始滾雪球，結果總是樂觀的，但總要有人邁出第一步，在良渚文化村，村民和萬科已經攜手走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