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考古人講述三星堆發掘故事
跨越百年的接力
“三星”之光，閃耀在中華文明版圖的西南部。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6個新祭祀坑重大考古發現引人矚目。在距博物館約2公里的三星堆遺址祭祀區考古大棚裡，許多新器物的出土，令考古人員驚喜不斷。
“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1986年，三星堆遺址1號、2號祭祀坑震驚世界，如今6個新坑再驚天下。事實上，三星堆“面世”還要追溯到近百年前；其發掘和保護，是凝結了數代考古人心血的接力賽。近日，記者在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祭祀區發掘現場，採訪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前任站長陳德安、現任站長雷雨、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長冉宏林，還有年輕的考古隊員，聽三代考古人講述三星堆的故事。
1 1929年春天三星堆“橫空出世”，顯露古蜀與中原文明交流痕跡
陳德安，今年68歲，從事三星堆考古26年，是首任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也是1986年三星堆1、2號祭祀坑的主要發掘者。記者還未發問，陳德安首先拋出話題：“我先和你們說說三星堆考古的來龍去脈，搞清整個過程，很多問題就好談了。”
三星堆是怎麼被發現的？“有三種關於發現時間的說法，分別是1927年、1929年和1931年。我認爲燕家說的1929年比較準確。”
陳德安所說的“燕家”，是四川廣漢真武村月亮灣村民燕道誠、燕青保父子。1929年春天，他們在自家田地開掘水塘時，先後在溝底發現400多件玉石器。隨後，這批流入坊間的“廣漢玉器”名噪一時。三星堆文明由此“橫空出世”。
1934年3月，華西協合大學古物博物館(四川大學博物館前身)啓動三星堆首次科學發掘，時任館長葛維漢是首位發掘者，他組織考古隊在燕家院子找到了發現玉石器的原坑，並提出“廣漢文化”概念。有趣的是，當時就有關於三星堆文明身世的討論。郭沫若認爲，廣漢發現的玉璧、玉璋等與華北、華中發現的相似，這是古蜀曾與中原有過文化接觸的證明。
抗戰全面爆發後，三星堆發掘暫時擱置，新中國成立後才又有新動作。
1963年9月，四川省文管會和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聯合組成考古隊，由考古學家馮漢驥指導，對月亮灣遺址進行了新中國成立後的首次發掘。
發掘工作從9月23日持續到12月3日，發掘面積150平方米。馮漢驥跟學生們一起挖，工具只有平頭鏟和尖頭鏟，前者刮土層，後者剔泥土。
遺憾的是，發掘完不久，馮漢驥就病了，後來身體一直不好，成果沒能整理出來。直到30年後，才由當年參加發掘工作的馬繼賢寫成《廣漢月亮灣遺址發掘追記》。
“真正的突破，還要等到20世紀80年代。”陳德安說。
2 1980年重啓發掘三星堆考古迎轉機
冉宏林今年34歲，是此次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隊的執行領隊。接受採訪前，他剛從考古發掘艙裡出來，身上還穿着防護服。
2013年，冉宏林從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碩士畢業後，進入三星堆遺址工作站。這裡正是他的理想之地，“我是重慶人，專業方向是夏商周考古，而三星堆是先秦時期巴蜀文化裡最重要的遺址之一，我來三星堆是‘天時地利人和’。”
在北大，冉宏林參與了考古老校友的口述史採訪和整理工作，這給他帶來啓發。“三星堆遺址發現以來，90多年過去了，經歷了很多人和事，但很多東西是寫不到發掘簡報和研究文章中的，只留在記憶裡。”冉宏林說，不少考古人已經高齡，再不做點什麼會留下永遠的遺憾。
從2019年開始，冉宏林開始三星堆考古口述史採集工作。他首個拜訪的是敖天照老先生。
上世紀50年代，敖天照進入廣漢市文化館工作，從此，每一次三星堆考古發掘，他幾乎都在場。1973年，他在湖北長江流域考古班系統學習考古，包括考古繪圖、考古測量。培訓時，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嚴文明給他講，“老敖，你回去一定留心三星堆，那個遺址非常重要。”
70年代後期，廣漢各大鄉鎮幾乎都在辦磚瓦廠，三星堆所在的中興公社也在當地取土燒磚。回來後，敖天照跑到三星堆遺址，看到磚瓦廠挖出的土裡夾雜着不少碎陶片，感到非常着急。後來，他到四川省博物館考古隊彙報情況，推動了三星堆的發掘和保護。
1980年春天。由參與過1963年月亮灣發掘的王有鵬帶隊，改革開放後三星堆遺址首次發掘啓動。之後，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再未停止。
同年夏天，從四川大學考古系畢業不久的陳德安來到三星堆發掘工地，此後直到2005年，他都在三星堆，經歷了改革開放後15次考古發掘，其中幾次大規模的都由他主持。
而真正讓三星堆“一醒驚天下”的重大考古發現，是在1986年。
3 1986年兩坑“一醒驚天下”，奠定三星堆遺址重要地位
對田野考古來說，天氣是個重要變量。沉睡地下數百上千年的文物“身子骨”脆弱，經不起雨雪風霜。“現在不怕了，有考古大棚，大棚裡還建了4個恆溫恆溼的考古發掘艙。”陳德安說。
1986年夏天，沒有考古大棚，只有籬笆草棚。7月18日下午，陳德安和另一位1號、2號祭祀坑發掘負責人陳顯丹在整理資料，磚廠工人騎着自行車闖進工作站，說“挖磚挖出玉刀來了”。他們趕緊放下手裡的活，飛快跑到出土地點。拼接發現，工人說的“刀”是玉戈、玉璋等玉器，而出土地點就是後來名震天下的1號坑；8月16日，距離三星堆1號坑西北30米左右，同樣因爲磚廠工人取土，考古隊員又發現了2號坑。
田野考古是個“體力活”。陳德安記得，當時天氣悶得很，經常打雷，雨又一直下不來，每天提心吊膽。一旦下雨，田裡的水翻起來，就會破壞文物；但光打雷不下雨，土質又乾又硬，很難控制。“晚上土質稍有回溼，我們通宵連軸轉，在取文物的關鍵時期，差不多三天三夜沒閤眼，趕在雷雨前完成了祭祀坑清理。”
“填土非常硬，用手鏟清理進度慢，大家手上都起了水泡。夜間發掘工作更苦，兩個200瓦的燈泡招來了無數蚊蟲。”陳顯丹回憶。
1號、2號坑相繼出土金器、玉石、青銅器、陶器等1700餘件，還有大量的骨(牙)雕刻器殘片、虎牙和海貝約4600顆。現在三星堆博物館內陳列的國寶級文物，比如青銅大立人、青銅神樹、黃金面罩、金杖，基本都出自這兩個坑，這也奠定了三星堆遺址在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4 34年堅持發掘，三星堆“再驚天下”
雷雨快步走過考古發掘艙邊的木棧道，坐定後放下揹包，還有掛在脖子上的單反相機。
自從十幾年前拍下第一張與三星堆的合影以來，雷雨已經數不清拍過多少張三星堆的照片了。“出土器物有專業攝影師拍，我主要拍考古的人，記錄他們的工作狀態。”
1984年，雷雨大學畢業後來到三星堆。因爲生病，他沒能參與1986年的發掘，這讓他懊惱了很久。“說實話，我之前沒想過還會有3號坑。大多數考古工作者可能一輩子都遇不到一次大規模發掘，我的運氣很好。”
曾有人問，爲何兩次發掘相隔這麼長時間？“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一直在進行，只是發掘對象不是祭祀坑，而是遺址內城牆、宮殿等其他功能區。”陳顯丹解釋。
考古充滿偶然性，無果而歸是常有的事，但發現3號到8號祭祀坑有其必然性。2019年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編制《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三年行動計劃(2019-2022)》，將聚落考古、社會考古作爲今後幾年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方向，直接推動了發掘工作展開。“大家帶着這樣的研究目的開展勘探，發現3號坑也不全是偶然。”冉宏林說。
從2019年10月22日到2020年8月8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廣漢三星堆博物館在1、2號祭祀坑周邊開展了系統、全面的考古勘探與發掘，基本摸清祭祀區域範圍，以及各類遺存的年代序列和空間格局。期間，6個新坑陸續被找出，它們位於1、2號坑的30米距離內，規模在3.5平方米到20平方米間。
2019年11月26日，在緊鄰2號祭祀坑西側的探溝東南部，冉宏林敏銳地發現“異象”——一條直角邊。“我用手鏟仔細颳了一遍，把這個線條理順了，發現有一個轉彎直角，基本能確定是一個比較規整的坑。”冉宏林說，人類活動會留下蛛絲馬跡，挖坑回填土和周邊土的鬆緊程度、土質土色有區別。“當時就想，它會不會是我們一直在找的3號坑。”
順着線索繼續下挖，12月2日，一塊6到7釐米長的青銅器口沿露出土面。當工作站所有人都不敢確定這具體是什麼器物時，他們請來了正在附近開會的“老專家”陳德安。
陳德安喜歡用手去感受考古標本，對各地、各時期青銅器的不同風格比較熟。1986年出土的青銅器，基本每件他都摸過幾十遍、上百遍，每個部位都記得清清楚楚。“我順着梯子下坑，摸了一下那個銅器口沿的邊緣，說了6個字：‘大口尊，沒問題。’”
時隔34年，三星堆6個新坑“再醒驚天下”。雷雨已經在三星堆遺址工作37個年頭，如今他最深的感受是一定要堅持。“堅持纔會有收穫。”
5 考古是一場永無止境的“接力賽”
在雷雨的相機裡，年輕人的照片越來越多。“一些年輕考古隊員看到我給他們拍照，還會讓我幫忙發給他們。”雷雨說，這兩年站裡來了很多“90後”年輕隊員，給古老的三星堆注入了朝氣。
身體趴在懸空的發掘升降平臺上，用竹籤一點點剝離文物周圍的泥土，再小心翼翼地裝入標有編號的小袋子裡……記者在4號坑發掘艙內見到許丹陽時，他正在清理出土一塊陶片。
許丹陽是“95後”，去年研究生畢業後進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剛參加工作就加入三星堆祭祀區新一輪考古隊伍。
“這些年輕人非常敬業，入艙後馬上就進入狀態，一天起碼7個小時在坑裡工作。”雷雨說。
在陳德安眼裡，年輕一代掌握更多自然科學知識，會用高科技設備，也接觸到最前沿的考古學理論方法，這些都和老一輩大不相同。“我也在向這些年輕人學習，努力吸收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
老一輩三星堆考古人的精神感染着考古“新生代”，代代相傳。“2019年我去拜訪敖天照，他住在老宿舍樓，房子不大不新，但收拾得非常規整，擺滿了書。三星堆的事他娓娓道來，細節都能講得很清楚，你可以感受到這些前輩對三星堆遺址考古的熱忱、熱愛、堅守，完完全全沉浸在考古的世界了。”冉宏林說。
此次三星堆考古大發現，離不開幾代考古人的半生堅守；近百年的三星堆考古接力，是幾代人文化信仰的傳遞。
爲什麼以三星堆考古作爲人生事業？
有人是陰差陽錯：雷雨讀考古，父親的建議起了大作用；陳德安是被“調”到考古專業的，本來想做醫生或老師。
有人是興趣使然：冉宏林因爲喜歡歷史、嚮往在田野的自由，就報了考古系；許丹陽也是自己選的專業，興趣是主要因素。
殊途同歸。退休後，陳德安對三星堆的研究整理工作沒停下。“我學考古是偶然，但從事這項工作後就再也沒想過放棄。我把三星堆作爲我一生的事業，好像已經跟我割不斷了，腦子裡想的都是它。原來沒退休，它是我的工作，現在退休了，它是我的樂趣。”
再過兩年，雷雨要退休了，“我在三星堆待了三十多年，在外人看來可能時間很長，但我反而覺得很短，因爲古蜀文明太有魅力，有太多待解的謎。”雷雨說，如果還有一次選擇機會，他願意留在這兒，繼續破解三星堆的“無字天書”。
每個人都提到的，是責任感和使命感。“考古既探索我們‘從哪裡來’，也啓發我們‘到哪裡去’，這對我們認識中華文明、堅定文化自信，是必不可少的基礎性工作。這是中國考古人的使命。”陳德安說。
卷帙浩繁的文獻史料中，關於古蜀的屈指可數，考古似乎是跨越時間長河、與古蜀文明“重逢”唯一的路。這不是一代人或幾代人就能完成的，古蜀國的神秘面紗才僅被揭開了一角，考古工作者對它的探索遠未結束。
這次全民關注的發掘工作何時結束？冉宏林說，他們希望在年底前完成6個坑的文物發掘工作，之後到實驗室做相關保護和分析研究，但考古有太多未知，發掘前永遠不知道層層土下究竟埋藏着多少“秘密”，因此沒有嚴格的截止時間。而後續的文保修復工作，需要更漫長的歲月。
這是一場永無止境的“接力賽”。
(本報記者 柴雅欣 自四川廣漢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