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墓往事 那些歲月裡令人回味的故事

清明時分，追憶故人也是追憶往昔。半個多世紀前的上海，曾經的風雲變換，留下了無數英雄，平凡兒女的生活痕跡，一座座公墓也是一座城市不可不說的歷史。

70年前的那個春天，清明已過，位於上海西郊的虹橋公墓成了不少英國人最後的歸宿。這天，一羣英國水兵落葬於此。70年後，埋骨異鄉的他們究竟姓字名誰已少人知曉，然而其身前所經歷的那件大事則至今爲人熟知——紫石英號事件：1949年4月渡江戰役前夕，英國炮艦紫石英號不顧解放軍警告，擅自闖入長江下游水域，雙方發生炮戰，多艘英艦遭重創，傷亡近百人。

紫石英號等英艦陣亡者落葬於虹橋公墓

當時，部分陣亡者被海葬，另一些則落葬於上海虹橋公墓。隨着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這批英國水兵也成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最後一批葬於上海的英國人。此時，距離他們的同胞在這座城市建立起第一座公墓，已過去了整整105年。

從1844年到1949年，公墓隨着西方人的到來，出現在上海的各個角落。回首往昔我們驚奇的發現：陸家嘴、南京路、人民廣場、靜安寺、淮海路、徐家彙……如今上海最“高大上”的地方，無一不曾有過公墓的印跡。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每一塊墓碑，都是這座城市往昔的記錄者，每一座公墓，都承載了上海近代百年曆史的點點滴滴。

站在上海山東中路漢口路西北角，外灘海關大樓的鐘聲清晰可聞，往南看，一街之隔落成於1916年的《申報》館大樓歷久彌新，向北望，南京東路步行街百步之遙，熱鬧非凡。不過，要說開埠後西方人在此留下的最初痕跡，莫過於山東路公墓——上海第一座外僑公墓。

山東路公墓由英國領事發起，1844年建成，此時，距離上海開埠僅僅過去1年，公墓內有教堂、鐘樓各一座，安葬於此的多爲海員。相較於如今周圍高樓林立，人聲嘈雜，彼時的這片土地，還是貨真價實的郊外寧靜所在。

山東路公墓 Virtual Shanghai 圖

山東路公墓今址 圖片來源：天地圖

由於面積有限，到了1850年代後期，山東路公墓就已“客滿”。爲了解決人們日益增長的死後需求與公墓空間有限之間的矛盾，1859-1860年前後，一座新的公墓在浦東陸家嘴、如今東方明珠電視塔腳下被闢建，這就是浦東公墓。因爲此處埋葬的多爲太古輪船公司海員，所以也被人俗稱爲海員公墓。有意思的是，由於靠着江邊，鄰近的碼頭日後也被稱爲“墳山碼頭”。

浦東公墓 Virtual Shanghai 圖

浦東公墓今址 圖片來源：天地圖

這邊浦東陸家嘴剛建立公墓，那邊浦西福州路也不甘“寂寞”。1860年代，一座特殊的“白頭墳山”在今天福州路539號黃浦區青少年活動中心一帶形成。說它特殊，是因爲葬於此地的多爲頭纏白布的阿拉伯人，故得名“白頭墳山”，由此也可見當時的上海灘已很“國際化”。

1947年版上海行號路圖錄中的白頭墳山 圖：《上海行號路圖錄1947》

事實上，1850-1860年代上海灘較開埠之初已大不相同，衆多因太平天國運動而逃至上海的江南富戶令租界人口大增，建立完善的市政管理體系變得愈發緊迫。1854年英租界與法租界聯合成立上海工部局，更爲全面的市政管理由此開始，具體體現在公墓上，就是公共租界將山東路公墓與陸家嘴外國墳山納入其管理範疇。

好景不長，隨着1862年太平天國對上海的進攻被擊退，註定玩不到一塊兒的英國人與法國人也緣分到了盡頭，法租界退出工部局，自組“公董局”。近代上海灘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兩大租界格局由此奠定。不過，雖然分了手，但兩家人還是在這座城市留下了些許“牽手”的痕跡，比如在上海灘赫赫有名的八仙橋公墓。

1865年修建的八仙橋公墓是唯一一座兩個租界聯合建立的公墓，此後再無類似合作。作爲當時上海新落成的一座公墓，在之後較長的一段時間裡，“新公墓”一直是這座墓園在地圖上的名稱。至於八仙橋公墓的叫法，則源自其所處八仙橋地區。

公墓中有一座紀念鎮壓小刀會起義時13位陣亡法軍官兵的墓碑，落成後爲法租界內一處主要的公共儀式舉辦地點，當局曾多次在此舉辦“紀念儀式”。不過，這13人的墓實際上要到19世紀七八十年代才遷入八仙橋公墓，此前他們的埋骨之地則是在上海老城牆附近。

八仙橋公墓中的法兵紀念碑 Virtual Shanghai 圖

八仙橋公墓 Virtual Shanghai 圖

八仙橋公墓之所以有名，多少也有賴於它的後世——毗鄰上海新天地的淮海公園。不過在100多年前，這裡卻是不折不扣的荒郊野外，翻開地圖就能看到，較之山東路、福州路、陸家嘴的那幾處公墓，這兒距離當時租界中心的外灘，明顯遠得多。

右下角爲八仙橋公墓，左側則爲跑馬廳，該照片攝於1930年代前後

這樣的變化，正是上海城市規模擴張的真實寫照，作爲生活中較爲次要的空間，公墓往往被置於相對偏遠的地段。而上海近代史上另一個極其有名的事物，也有着與其驚人的搬遷軌跡，那就是1862年遷至今天上海人民廣場位置的第三代跑馬廳。顯然，1860年代，上海城市與郊外的西部分界線，已到了如今的西藏中路一帶。

與八仙橋公墓不同，跑馬廳旁的以色列公墓則鮮爲人知，其位置就是現在的上海明天廣場JW萬豪酒店，一街之隔的黃陂北路東側則是上海歷史博物館，即當年的跑馬總會大樓。跑馬廳初興之時，馬伕多爲無國籍猶太人（即以色列人），死後就葬在馬棚旁的這塊荒地上，隨着墓穴增多，1925年正式標名爲以色列公墓。

1947年版上海行號路圖錄中的以色列公墓  圖：《上海行號路圖錄1947》

伴隨着第三代跑馬廳同時誕生的，還有上海最早的越界築路道路靜安寺路（即今天的南京西路）。百多年前，當公共租界的勢力剛剛染指於此時，這還是條充滿着江南風情的道路，兩側農田遍佈，水網縱橫，一派田園牧歌的景象。或許也正因爲如此，當19世紀末，那些更靠近市區的墓園沒法容納更多人入葬時，新一代公墓在這裡被建立。而這就是上海灘當年最富盛名的靜安寺公墓。

築成之初的靜安寺路（南京西路） Virtual Shanghai 圖

靜安寺公墓落成於1896年，面積約60畝，具體位置就是今天靜安寺、久光百貨對面的靜安公園，其也是上海第一個設有火葬場的商業性公墓。憑藉着良好的環境與相對距離市區較近的地段，即使收費不菲（火化、入葬費用需要五十兩甚至更多），靜安寺公墓依然成爲了20世紀初上海外僑最青睞的公墓，包括創辦了上海雷士德醫學院及工學院的實業家亨利·雷士德、內山完造的妻子內山美喜子等都被安葬於此。正因爲如此，建成30多年後，1928年，靜安寺公墓宣告“滿員”，此時其周圍已從田園風光變身城市景象，再無擴張的餘地。

靜安寺公墓 Virtual Shanghai 圖

靜安寺公墓的“成功”，加之進入20世紀後上海人口迅速超過100萬大關，令嗅覺敏銳的中國商人也意識到，公墓是門好生意！

1909年，浙江上虞商人經潤山在徐家彙虹橋路今南洋虹橋公寓一帶購地20畝闢墓園，後因修築滬杭甬鐵路被佔。1917年，經妻汪國貞在原址以西800米的張虹橋購地重建，取名薤露園萬國公墓。

與靜安寺等公墓不同，萬國公墓對入葬者國籍、種族並無限制，這也使得此處成爲不少中國籍名人的身後所在：晚清名臣岑春煊，一代文豪魯迅，當然，最重要的還屬宋氏三姐妹的父母：宋耀如、倪桂珍，這一特殊身份，讓萬國公墓即使在上世紀60年代遭到毀壞後依舊能夠恢復重建。而宋慶齡逝世後入葬父母墓旁，促成宋慶齡陵園的建成，也使得萬國公墓成爲老上海幾大公墓中僅有的至今還延續着墓地屬性的一處。

今宋慶齡陵園內的外國人墓園 曹偉 攝

或許是因爲地價較低，又或許是由於萬國公墓在此建成後所產生的“產業集聚效應”，以虹橋路爲主線的上海西郊，之後相繼又落成了多座公墓。

文章開頭提到的虹橋公墓，建成於1926年，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主導下建立的一處面積較大的公墓，包括如今虹橋路番禺綠地及上海胸科醫院的一部分。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著名報人鄒韜奮，永不消逝電波背後的李白等我們耳熟能詳的人物，死後都葬於此地。而在古北路今上海工程技術大學、東方出版中心一帶，還有一座建於1928年的永安公墓，辛亥革命社會活動家楊杏佛1933年遇刺後即葬於此處。據有人回憶，永安公墓有名貴樹木衆多，是老上海第一流的公墓。

1947年版上海行號路圖錄中的虹橋公墓 圖：《上海行號路圖錄1947》

楊杏佛墓，原位於永安公墓，1987年於今萬國公墓重建 曹偉 攝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公墓業快速發展，這也與整個城市經濟的繁榮密不可分。既然外灘、南京路、淮海路上給活人使用的高樓大廈相繼而起，那麼被譽爲人生後花園的公墓建設自然也無法被忽略。更何況，經歷了開埠後六七十年的發展，漸漸城市化的上海人已不可能再像他們農村的親戚那樣埋骨於自家田地或是山坡，公墓儼然成爲了人們的剛需，滿足這一需求，也成爲了政府的職責所在。

1936年落成於今楊浦區新江灣城一帶的上海市立第一公墓（江灣公墓），是當年“大上海計劃”的一部分，遺憾的是，相較於這份城市規劃方案中其他建築物：市政府（今上海體育學院行政樓）、市博物館（今長海醫院影相樓）、市圖書館（今楊浦區圖書館），這座佔地面積120畝的公墓隨着之後的抗戰爆發而逐漸荒廢，至今已經難覓蹤影，少人知曉。

位於“大上海計劃”中上海新市區的上海市立第一公墓 圖：《最新測繪大上海新地圖》，申新書店，1937年出版

據統計，20世紀30年代末，上海已擁有100餘家公墓，34家殯儀館、67家寄柩所和丙舍，殯葬業出現空前繁榮。值得一提的是，隨着猶太人不斷到來，上海也新增了多處猶太公墓，比較有名的包括從虹橋公墓中劃出來的番禺公墓，以及如今楊浦區的惠民公園。

1949年上海解放後，原本全市各家公墓分屬於不同華洋老闆的局面漸次改變。從1950年代初開始，位於市中心的主要公墓相繼“功能轉變”：山東路公墓變爲山東路體育場、八仙橋公墓改建爲淮海公園、靜安寺公墓變身靜安公園、盧灣公墓擴建爲露天停車場、徐家彙公墓的土地被移交上海客車廠等單位使用、浦東公墓則劃出大部分土地建設浦東公園……經過一系列的“關、停、並、轉”，至1966年，上海全市公墓由解放前最高峰時的170餘家，降至35家。

“文革”期間，上海殯葬行業受到全面衝擊，殯儀館全部被撤銷，火葬場僅剩龍華、西寶興路兩家，而那些承載了這座城市記憶的公墓也盡數遭到平毀，令人唏噓不已。這一狀況所造成的另一個影響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上海市可供安葬的公墓屈指可數，無奈的上海人只能涌向蘇州購墓，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造就瞭如今一到清明節蘇州各墓園滿是滬牌車，“蘇州的墓地，睡的一半都是上海人”的奇觀。

歷史建築喚醒城市記憶，而作爲構築物的公墓，也同樣不遑多讓，所以每當我去到一座城市，總會抽時間去當地的墓園中漫步一番。澳門半島上的聖味基墳場，港島跑馬地的香港墳場、東京六本木的青山靈園……都曾令我流連忘返，因爲在那裡，既有這座城市聞人名士的舊時印記，也有着尋常百姓生活中的點滴往昔。相較之下，文化的、經濟的、歷史的原因讓上海失去了這些記憶的載體，但也正是如此，我們更應該將這一切記錄下來，讓我們的後代能夠知道如今那些綠樹成蔭的公園，車水馬龍的街道，曾幾何時，曾是一座座寧靜的公墓，更是一段段同這座城市息息相關的往事與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