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遷的中國縱橫：漢學巨擘的治學脈絡與文化探索

「他的每一本書我都有！」這是臺灣歌手——伍佰——談論到漢學家史景遷時，難掩興奮地表示。2005年史景遷來臺訪問，也舉辦了簽書會，當時最令社會大衆感到驚訝的，是歌手伍佰的現身，原來愛好閱讀的伍佰，自己就是史景遷的頭號書迷，伍佰表示「史景遷的作品有很浪漫的氣氛、很迷彩」，鍾情於史景遷的歷史寫作筆法，伍佰還說：「他的書讓我看了覺得我很渺小，也很偉大。」兩人在2005年的合影，也成爲了史學界和出版界的經典一幕。 圖／報系資料圖庫

▌本文爲《中國縱橫：漢學巨擘史景遷的歷史與文化探索》（時報，2023）書摘

引言／史景遷

加斯帕爾．達克魯斯（Gaspar da Cruz）記起一五五六至一五五七年那個冬天在華南的一段插曲：「那是個月光照着大地的夜晚，我和幾個葡萄牙人正坐在我們住所大門旁的河邊長椅上，突然一些年輕男子搭小船從河上過來。他們正乘船遊河打發時間，在船上彈着各種樂器，我們覺得那音樂很好聽，請人把他們叫到近旁，說想邀他們過來同樂。這些禮貌和氣的年輕人乘着小船靠近，開始替樂器調音。看到他們努力準備，以奏出十足和諧的曲子，我們很高興。」

達克魯斯和其葡萄牙籍友人很喜歡這音樂，於是請這些中國樂師隔日再來，並帶來一些歌手。這些中國人一口答應，但隔天未現身。不過，他們好似看出達克魯斯真心感興趣，「爲了不讓我們徹底失望，有天早上天剛亮時，他們帶了同樣的樂器過來，爲我們演奏了一首談黎明時分手之戀人的歌」。

根據達克魯斯的其他記述，我們知道他在等這些樂師再度登門期間，並非完全無音樂可賞。因爲他跟着當地廣東人的習慣，買了一公一母兩隻夜鶯，拿抹了蛋黃液的煮熟米粒餵食，把牠們各放在一個籠子裡，兩籠子相隔不遠而且都給罩住局部，以使牠們能「感覺到對方的存在，但看不到對方」。誠如達克魯斯以愉悅口吻所記載的，在如此安排下，「雄鳥沉浸在音樂裡」，雌鳥跟着應和，兩隻鳥的歌聲使十二月「宛如四月」。

漢學家史景遷2005年來臺訪問。 圖／報系資料圖庫

對於從過去截下來的這一幕，我們可以想怎麼解讀就怎麼解讀。加斯帕爾．達克魯斯是道明會修士，爲了使中國人皈依基督教，去了廣州。傳教無成，他悠悠哉哉回到葡萄牙，抵達里斯本時正好趕上一五六九年可怕的瘟疫，有病人和垂死者需要他伸出援手。爲病患無私奉獻，葬送了他的性命，但死前，他已看到他「極詳盡講述中國事物和它們特殊之處的專着」付印。

一五七○年二月下旬，即他去世兩星期後，這部「專着」出版，全書二十九章，系在西方所出版的第一本專門談中國的標準長度的書籍。就像我這樣從外頭認識中國的人來說，達克魯斯的著作依舊是可茲效法的典範和靈感來源。達克魯斯有着遠大的宗教目標、神職人員的習性，而且與葡萄牙冒險家交好，對漢語只懂一點皮毛，但始終不失寬厚的性情，或在其所有著作中，始終堅持要兼顧精確和廣博。

在他看來，月光下的樂曲和他的夜鶯的鳴唱，系一個遼闊國度之故事不可或缺的一環，而且這個國度有時也是既殘酷且令人困惑難解。達克魯斯想找到難以表述但會概略點出中國之全貌的元素，但也承認此事難以如願。

誠如他在其「專着」的自序裡所言，他懷抱着「藉由此中所述之事物，推測出仍未知之事物」的希望。中國的情況與達克魯斯經由文字或口耳所得知，他人在其他任何社會的所見所聞，南轅北轍，來自那些社會的「遙遠事物往往讓人覺得了不起，但實際上沒那麼了不起」，中國則是「與此截然相反，因爲中國比其予人的觀感更了不起許多」。

（左）達克魯斯1569年著作《中國風物誌》／拜耳1730年著作《漢語概要》 圖／維基共享

如果說在我研究中國的專着中，我常常必須承認自己和加斯帕爾．達克魯斯一樣，犯了高估自己所心儀之研究對象的毛病，我也必須坦承自己過度熱衷於、乃至太貿然於博採衆家學說（讀過本書所收錄之文章的讀者，肯定會有此感想）。在這個缺點上，我同樣找到一位讓我可以聊以自慰的前輩，即特奧斐勒斯．西格弗裡德．拜耳（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

拜耳一六九四年生於東普魯士的柯尼斯堡（Königsberg），畫家之子，在中小學和大學受過拉丁語、希臘語、希伯來語方面足夠的傳統教育，然後在其十九歲時，突然轉念。後來拜耳在自述生平的文章裡描述了那一刻的轉變：

「一七一三年我人在國內時，突然有了一個念頭―—突然一心只想着要學漢語。接下來，我動手去做，思考―—或更具體的說，夢想着―—如何弄懂那門神秘學科。要是能在那個領域弄出小小成果，我就能自視爲神的孫子、萬王之王。一如懷孕的兔子，我把我所能找到的東西全收集到我的地洞裡，以編訂出某種詞典和用來了解漢語規則、中國文學的入門書。」

在柯尼斯堡、柏林、聖彼得堡孜孜矻矻辛苦十七年後，拜耳的心血結晶，兩卷本《漢語概要》（Museum sinicum），一七三○年問世，是爲在歐洲出版的第一本談漢語的書。《漢語概要》彰顯了拜耳之地洞的寬廣和其懷孕期的漫長，風格狂放且古怪。這本書並不成功，事實上，拜耳在去世前不久，讀過法國最著名東方學學者對此書毫不留情的貶抑。但一如一百六十年前達克魯斯在其書裡之所爲，拜耳雖然所知淺陋，卻力求既公允且廣博。他要克服的難關極爲棘手，或許根本克服不了。

首先，拜耳幾乎完全不識漢語，只有寥寥幾個不精確的片段和寫得歪七扭八的漢字可作爲研究材料。身爲新建城市聖彼得堡的學界人士，他擁有些許威望和小筆俸給，但手上幾乎沒書，往往花上數年的書信往返，才得以爲頗簡單的語言問題找到答案。

此外，當時歐洲的東方學研究傳統，若非想要針對漢語背後能一舉破解所有謎團的觀念，找到切入的「關鍵」，就是想要找到無所不包的指導原則，而拜耳承繼了此一傳統：因此他的著作不只註定研究不出什麼成果，而且從一開始就處處走錯。但誠如拜耳在寫給友人的信中，以其一貫（且有點戲謔）的博學口吻所寫的，他「勇敢接下這個重擔。有何不可？希臘人靠着嘗試去做，攻入特洛伊，什麼事都靠嘗試辦到，一如亞歷山卓那個老女人在特奧克里託斯（Theocritus）的《田園詩》（Bucolics）中所說的」。

在《漢語概要》的長篇引言中，拜耳思索了十四世紀中期至十六世紀中期西方中國觀的變化。在馬可．波羅旅居中國之後那段時期，隨着蒙古帝國瓦解和所有已知的貿易路線遭打斷，這個「國家似乎漸漸消失，最後化爲夜空裡落下的一顆星星消失無蹤」；但中國一旦「再度被揭露於我們面前，它就立即以新世界的姿態出現，住在那裡的人，根據其先祖所立下的教誨和原則培養禮貌、教養、文雅的作風，從而與歐洲諸國爭奪這種榮耀」。

但學界、傳教界裡許多勇敢的先驅，在其研究中國的專着中，幾乎未花什麼心力去剖析漢語本身。他所着手補救的，正是這個缺失―—對拜耳來說令人着迷且費解的缺失。拜耳在其著作中大肆展現其對學界前輩的淵博認識，以看來遊刃有餘的手法，探討多位博採衆家學說的理論家；他用他們的話語襯飾他地洞的內壁，好似覺得表達他與他們十足契合之感，系他責無旁貸的責任。

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史景遷（左）與同是歷史學者的妻子金安平（右）於2005年來臺訪問。 圖／報系資料圖庫

拜耳花了一些篇幅探討這些理論家一事，讓我們約略理解到他所想要熔鑄於一爐的那些語言學研究路徑有多紛然雜陳：例如英格蘭人約翰．韋伯（John Webb）把其大半學術生涯用於證明漢語是世上最早的語言，從而是其他所有語言之「母」；荷蘭人以撒．沃修斯（Isaac Vossius）把中國的藝術和科學譽爲執世界之牛耳，「表明若可以，他想生在中國，而非我們所在的地方」。

法蘭西人菲利浦．馬頌（Philippe Masson）「證明漢語是古老的希伯來方言，弄懂漢語，就能解決舊約聖經的許多難解的語言學問題，從而，當我們認識到聖經中的『嗎哪』（Manna）一詞只是把麪糰蒸熟而成的中國尋常食物『饅頭』的變體時，就能輕鬆理解神在沙漠裡賜給以色列子民的食物『嗎哪』的本質」。

對瑞典學者歐勞斯．魯德貝克（Olaus Rudbeck）來說（拜耳說，魯德貝克「以近乎駭人的氣勢和囉嗦」表達其觀點），漢語是最近似哥德人語言的語言。但據拜耳的說法，儘管他們的理論「含糊且膚淺」或「墜入迷霧中」，這些人無一該受到冷遇，因爲他們用心將自己的看法化爲理論之舉，有着「聰穎的腦力和一絲不苟的作風」作後盾。

拜耳兼顧公允和荒誕感的努力，在其論及安德烈亞斯．米勒（Andreas Müller）時，受到最大的考驗。這位來自波美拉尼亞（Pomerania）的天才，聲稱設計出一套簡單的「漢語學習要訣」（clavis sinica），能讓任何人幾天，或頂多一個月，就看懂漢語；但他打死不肯將這套要訣的詳情分享給歐洲人，且開價兩千泰勒（thaler）求售，卻找不到買家，米勒隨之在死前不久，將他的書稿盡付諸一炬，包括那個著名的學習要訣。

拜耳在評價米勒的學術成就時坦承，米勒「貪婪」，爲了確證其論點而「編造」原始資料，漢字寫得「很糟糕」，其某些錯誤解釋顯得「全然軟弱無力」，利用音階建構出一整套漢字聲調理論，「好似把整個國家的人想像成在派對上唱歌―—四度、八度、雙八度！」但儘管有這些缺點和其他缺點，拜耳始終不認爲米勒的著作不值一顧，在他看來，他的著作就和他所剖析的其他學者的著作一樣值得看重：因爲，米勒在其整個治學生涯裡所展現的，不管受到多麼不公正的評斷，都是「強烈的求知慾和令人讚賞的生產力」。

至於自己的著作，拜耳只寫道：「我把我的書稱作《漢語概要》，因爲那是我一開始想到的名稱，因爲我找不到更好的名稱。」至於其價值，「不應由我來詳細說明我在這兩冊裡所取得的成就，也不應由我來說明我如何失敗或失敗到何種程度，應由讀者自行判定」。即使在一七三八年讀過法蘭西學者艾蒂安．傅爾蒙（Etienne Fourmont）如何「不屑且嚴厲」貶抑他一生心血之作後，拜耳仍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他對傅爾蒙之學術成就的敬重不因此「有所減損」：「我敬佩對手、乃至敵人真正的優點和長處。」

漢學家史景遷與其中文著作。 圖／報系資料圖庫

如今我們置身於詞典、專門詞典、文獻目錄汗牛充棟的學術世界裡，而且相對來講較有機會認識中國和中國學者，因此，拜耳和達克魯斯的著作，在今人看來可能只是引人好奇的古書。拜耳本人似乎不知達克魯斯這號人物，而在拜耳的著作遭傅爾蒙嚴厲批判之後，讀過他著作的人少之又少。這兩位學者不久就被其他人，被學識更淵博、更有見地的人―—或較易得到出版社、宣傳機器青睞的人所取代。

但我喜歡思考這兩個人，喜歡讀他們的想法，因爲我們每個人也都會在不久後遭取代。屆時，長年的研究和寫作會被人說成短暫之功或不夠充分。新文本會出現，或舊文本會受到重新評價；新主題會吸引學者和其讀者；對過去的新解讀會把舊解讀擠到一旁。

誠如拜耳所一再提醒我們的，學術研究本身充斥着某種幾乎壓抑不了的狂熱。我們在自己有能力做到時做我們力所能及的事，然後受到指責或領到獎賞―—或說不定同時兼而有之。如果我們辛苦研究之後，選擇毫無作爲，不把研究成果寫下，不估量其價值，不把自己的想法公諸於世，我們在某個方面來說受到保護，但那是禁不起打擊的保護，不去尋求真知的一種保護。不發聲時，我們還是能擔任那個領域的監督者，或許甚至能靜靜凝視整個場域，但我們始終無法真正參與論戰的最深層部分。

我想起許久以前有次和我父親在雨中同行時的畫面。我父親的㹴犬湯姆斯突然興奮的猛抖身體，朝兔子的地洞裡猛叫，前爪猛往地上扒，扒出的塵土滾滾飛揚在牠張開的兩隻後腿之間。我站在附近，吃驚看着這一幕。土越堆越高，狗吠個不停，雨開始下；始終沒有兔子現身。聽到湯姆斯大聲喧嚷的進逼，兔子早知不妙，大概已從相通的地道撤到更不受打擾的棲身之處。

或許那就是我自己的現代主義版拜耳的地洞，只是我的這個地洞很凌亂。而且，毋庸置疑的，我，一如達克魯斯，對這一切的看重超乎我所應給予的。但土的確越堆越高，而除了過去二十五年我所寫的書，我也寫了許多談中國的文章；本書所收錄的，系我所認爲最能代表我力求精確和―—在每個時期竭盡所能―—力求公允且透澈之用心的文章。這些文章似乎順理成章分爲五大類：談欲跨入對方文化之中國人、西方人的文章；與儒學和中國政府公權力有關的文章；談中國社會史之諸多方面的文章；與革命中國有關的文章；追憶我恩師的文章。

我把此文集稱作我的 Chinese Roundabout，一部分系出於對華萊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的敬意―—長年以來他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也因爲我很喜歡「roundabout」這個詞。這個詞意在表示曲折繞道而行，但如此前行時有明確目標。這個詞也意在表達欲以某種邏輯使從四面八方往同一點駛來的諸多交通工具井然有序的作爲（至少在英格蘭，這個詞意同美語的traffic circle／圓環）。

最重要的，由於它也有「旋轉木馬」之意，它使小孩子，也就是未來的學者，想起雙膝緊夾住彩繪木馬，爲防跌落雙手緊抓住馬頭，頭猛往後仰，在令人暈眩的旋轉中大笑的情景。

史景遷（右）於1999年受《聯合報》邀請訪臺，與余英時（左）對談。 圖／報系資料圖庫

《中國縱橫：漢學巨擘史景遷的歷史與文化探索》

作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譯者： 黃中憲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3/09/05

內容簡介：《中國縱橫》精選了25篇史景遷重要的短篇作品，是史景遷唯一一本短篇文選。全書分成五大部分：1.黃嘉略、利瑪竇、馬爾羅的《誘惑》等跨越東西文化藩籬的人物與思想；2.儒學發展以及中國政府公權力的運作機制；3.食物、稅制、藥品、鴉片等中國社會百態的研究；4.脫離帝制後的近代革命中國；5.追憶業師暨漢學巨擘的紀念文字。這25篇文章包含與史景遷的長篇鉅作相互呼應的主題，讓讀者得以一窺其治學脈絡，並在充滿情感與知性的筆致中，共赴一趟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探索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