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文革的工具性價值（黃清龍）
（圖／新華社）
中共百年黨慶剛剛過去，在一片頌揚偉大復興的樂音聲中，若說有任何令人百思不解的雜音，或許就是此刻的中共爲何「向左轉」？特別是爲何要美化文革？
關於中共左轉的辯證關係，6日本報周天瑋專欄〈前進後退 轉左靠右〉已有精闢分析，在此不贅。但針對文革的定性，早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文革爲「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就已經全盤加以否定。到中共建黨80年出版的2001年版黨史中，都還維持這樣的基調，但此次配合百年建黨的2021年新版黨史，則不再稱文革爲內亂或浩劫，而說是「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曲折發展的過程」。
相隔20年的評價翻轉，顯然和習近平對文革的認知有關，也是有跡可循的。2013年1月5日他在中共中央黨校講話，提出兩個不能否定說，即「不能以後30年否定前30年，也不能以前30年否定後30年」，就表明他對包括十年文革在內前30年的歷史，是有他自己的看法，而且肯定多於否定。
習核心肯定或至少不否定文革，還牽涉到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2001年版黨史直指毛澤東要爲這場內亂「負主要的責任」，到了2021年則稱毛髮動文革，是在「爲消除黨和政府中的腐敗和特權、官僚主義等現象，進行不斷探索和不懈鬥爭。」
十年文革正是習近平青少年成長階段，當時舉國崇拜毛澤東，出現極左理想主義的狂潮，肯定深刻影響了他。但除了青春期的回憶之外，近來中國自由派學界還有另一種探索角度，他們從文革對中國社會結構的徹底顛覆，此後反有利於中共統治的觀點，來理解當局重新評價文革，其實是一種工具理性，而不僅是感性的精神返祖。
這是因爲文革對中國社會最大的影響，就是把一切鄉紳階級、宗親脈絡乃至宗教信仰徹底消滅。那些原本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無論哪個皇帝在位，底層社會存在的「超穩定結構」，所謂「天高皇帝遠」、「帝力於我何有哉」， 正此之謂。但是文革把這一切給徹底掏空掉，讓黨的組織可以真正貫徹到最底層，包括家庭乃至個人靈魂深處，此後國家機器纔可以由上而下暢行無阻地去灌輸和運作。
這樣的徹底改造，是幾千年中國歷史所沒有過的，儘管要付出相當的代價，但從事後來看卻是「探索社會主義建設曲折發展」的必要過程。
就以改革開放爲例，以往的說法都說因爲文革的慘痛教訓，鄧小平撥亂反正搞改革開放，才奠定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但從工具性角度看文革，以上的理解卻是錯誤的，並不是因爲文革失敗，纔有改革開放的成功；恰恰相反，如果沒有文革這樣有效率地「革」了幾千年中國社會制度的「命」，爲舉國體制掃除一切障礙，就不可能有日後改革開放的成功。換言之，文革變成是改革開放的正向因素，而非負面反省後的結果。
某種程度上這當然是唯物論的思維，但以抗疫爲例，放眼全球無論採行何種政體，莫不舉步維艱、左支右絀，只有大陸因爲有「文革」的基礎，舉國體制一聲令下，讓14億人做到貫徹防疫。就此而論，重新評價文革，似乎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