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 建設文化強國
——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訪談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明確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並以專門一個部分闡釋“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爲今後文化發展謀篇佈局、擘畫藍圖。站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即將開啓新徵程。爲此，本刊特邀請四位專家，深入解讀闡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
堅定文化自信 燭照復興之路
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中國藝術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韓子勇認爲，“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基於歷史和現實、着眼全局和長遠作出的戰略決策，標誌着我國文化建設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接續推進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建議》明確提出，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堅定文化自信，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文化建設，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務，促進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相統一，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
“堅定文化自信，讓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增強了文化底蘊和價值底氣。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韓子勇說，《建議》明確建成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吹響了增強“四個自信”、凝聚人心力量、繼續向着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昂首進發的衝鋒號。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力量。“十三五”期間，以習近平同志爲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過去幾年中，習近平總書記赴地方調研考察時，都高度重視當地的文化建設工作。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閉幕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省南京市主持召開全面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時強調，要把長江文化保護好、傳承好、弘揚好，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韓子勇說，“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以文化凝心聚力、以文明交流互鑑，中華民族必將以更加自信、更加自強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離不開中華文化的繁榮興盛；中華文化的繁榮興盛，需要中華文化的當代創造。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文化建設有了嶄新格局和氣象：《湄公河行動》《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國》等口碑和票房俱佳的影視作品一部接一部出現；京劇名家張火丁走進紐約林肯中心，成功演出全本京劇《白蛇傳》《鎖麟囊》；上海崑劇團將湯顯祖的“臨川四夢”首次完整搬上舞臺並開啓世界巡演，所到之處盛況空前；莫言、曹文軒、劉慈欣等一批中國作家，站到了世界最高領獎臺上……
“但要看到，我們的文藝創作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沒有徹底改變，出精品、攀高峰，依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任務。”韓子勇表示，“可喜的是，在這個問題上，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明確要求，對‘十四五’期間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作出全面部署。文化藝術界要加強對精品創作的組織策劃，集中優勢資源和精英團隊合力攻堅。”
韓子勇認爲，廣大文藝工作者要自覺站在時代高處，積極投身現實、燭照現實，從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生動實踐中、中華民族獨具特色的歷史文化中汲取營養、提煉主題，打造更多思想精深、藝術精湛、製作精良、羣衆喜愛的優秀作品。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我國將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韓子勇指出，這就需要進一步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大力推進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繁榮和發展。
“越是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就越要重視文化的價值，越要加強文化建設，爲我們攻堅克難、砥礪前行提供堅強的思想保證、強大的精神力量、豐潤的道德滋養。”韓子勇說，“必須堅持以人民爲中心的創作導向，建立健全文化產品創作、生產、傳播的引導激勵機制，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讓更多有新時代特色的文化扛鼎之作，在中國文化的廣闊星空中綻放光芒。”
提高社會文明程度 涵養文化根脈
光明日報記者 王金虎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建議》明確提出，要“提高社會文明程度”。“‘提高社會文明程度’是在完成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對社會文明進步與發展的預判與願景，是一項承前啓後的部署。”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民協主席潘魯生說。
社會文明程度是社會進步發展的表徵，也是發展的基礎和動力。潘魯生認爲，“‘提高社會文明程度’是對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高民族創新創造力等一系列舉措和需要的概括與呼應。這對於指導我們從更高層次認識各項文化事業和基層工作，從更長久的意義上理解教育、創作、科研等各領域工作的目標和方向，從更核心的價值層面把握科學、藝術等各方面發展方向具有重要意義。”
潘魯生談到，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意義上看，“提高社會文明程度”包括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以及新的發展條件下民族的創新性、創造性發展，從而實現歷史、當下以及未來貫通式的復興。從文明轉型變遷的意義上看，“提高社會文明程度”要求我們在具體工作中關注和研究社會發展的文化變遷、需求和規律，從文明高度和視野求解文化命題。比如，在鄉村要傳承和發展好優秀的鄉土文化傳統，使人民羣衆物質上富裕、精神上富足；在家庭、在社區，要以民間文藝等人民羣衆喜聞樂見的樣式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
“‘提高社會文明程度’是一件盡精微而至廣大的事業，既見於生活細節，又化於無形的意識形態，能夠成爲提升發展的持續動力。”潘魯生說，落實《建議》關於“提高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表述，我們需要實現的不只是一個具體的成果或量化的指標，更是一種深入、持久的提升和推進，這就要求我們在社會教育、文藝創作、輿論宣傳、公共文化等方面齊發力，使全社會各方面樹立堅定的理想信念，行穩致遠。
潘魯生建議，第一是要推動理想信念教育常態化制度化。加強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教育，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第二是要加強公民道德建設，實施文明創建工程，拓展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建設。第三是加強行爲規則、公約性的道德建設，弘揚誠信文化，推進誠信建設，使公約守則內化於心、外化於行。第四是要加強網絡文明、網絡倫理建設，完善網絡社會信用體系，營造良好的網絡生態、網絡秩序。
潘魯生說：“‘提高社會文明程度’是從我國社會和文化發展的實際出發作出的目標指向，將直接指導我們的教育事業、文化事業等各方面發展，不斷提高教育水平、國民素質與公共文化服務等文化事業發展水平，從而全面提升社會的創造力和發展活力。”
光明日報記者 任歡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文化建設高度重視並指出，“要提高社會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對此，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管理學院副院長劉江紅表示，隨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任務即將完成，廣大人民羣衆對於文化事業部門所提供公共文化產品的需求日益增強，這就要求我們不斷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
“不斷滿足廣大人民羣衆高品質、多樣態的公共文化需求，重點要從兩方面入手。”劉江紅介紹，一是要提高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精準度。當前我國公共文化服務供給與需求錯配的結構性矛盾比較突顯，基礎設施佈局不合理，服務內容與人民羣衆的喜好不匹配。提高公共文化服務水平就要從增強適應性和靈活度上下功夫，在兜底式的基本服務基礎上轉變爲根據不同羣體、不同地域、不同場景提供羣衆豐富多樣、喜聞樂見的產品和服務。
“二是要提高公共文化服務的效能。當前，我國已初步建立了覆蓋全面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但還需要深度整合現有的基礎設施，加快推動公共文化服務數字化進程，廣泛吸納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從而實現公共文化服務效能最大化。”劉江紅說。
文化繁榮，才能惠民樂民。“十三五”期間，我國公共文化服務持續投入不斷增長，公共文化服務已經從“有沒有”轉變爲“好不好”：截至2019年年底，全國共有博物館5535家、美術館559個、公共圖書館3196個；2019年，中央財政安排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相關資金225億元；2017年3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正式實施……
但是，就全國範圍而言，公共文化服務保障工作仍存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不平衡的問題。爲此，《建議》明確指出，“推進城鄉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一體建設，創新實施文化惠民工程”。
劉江紅表示，越來越多的城市正積極將文化建設作爲引領區域轉型發展的強大動力和重要支撐。很多地方將基層公共文化設施社會化運營作爲推動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提質增效、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方式，引進專業機構運營全區各街道綜合文化中心和部分社區文化室，從而更好地滿足羣衆需求。
“要變單純依靠政府投入的‘單向輸血’爲多方參與、共建共贏的‘良性循環’。”劉江紅說，形成投入主體多元、服務主體多元、管理主體多元的發展格局，有利於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整體效能和質量水平。
“在現實中我們也看到，很多文化企業主動融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中。比如，北京很多文化產業園區，已經實現園區、社區聯通，在園區內設置公共文化服務設施滿足周邊居民的文化需求，實現‘微循環’。”劉江紅說，“只有緊隨時代發展，不斷創新形式，提高文化供給的質量，才能促進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相統一，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
創新創優文化產品內容 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
光明日報記者 李睿宸
“近年來，我國的文化產業增長勢頭強勁，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不斷上升，文化產業已成爲發展現代產業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王學斌這樣認爲。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實施文化產業數字化戰略，加快發展新型文化企業、文化業態、文化消費模式。“數字文化產業一直是近些年文化產業中一個亮點，數字文化產品和服務與人們的生活越來越密切。”王學斌認爲，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關鍵在創新。在催生新的文化業態、延伸文化產業鏈的同時，要集聚大量創新人才，從而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文化產業不僅應是一個迅速發展的產業，也應是一個巨大的創新型人才蓄水池。
2020年4月，故宮博物院在600歲的紫禁城裡進行2020年的首次網上直播。此外，莫高窟推出“雲旅遊”，優秀的傳統文化突破了地域的障礙，文物在數字技術的助力下“活”了起來。
“傳統的文化產業進行數字化轉型，不僅可以解決我國文化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同時能夠對大衆科普起到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還可以提高羣衆的科學文化知識與素養。”王學斌說。
“隨着文化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如何才能持續輸出高質量的文化產品也是值得全社會深入思考的問題。”王學斌強調，文化供給不能有“數量”少“質量”，更重要的是多出精品。
“文化產業不同於其他產業，要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王學斌指出，文化產業具有意識形態和產業雙重屬性，要做到雙重屬性的統一，創造出更多優秀的文化產品，須處理好三對關係：
處理好短期和長期的關係。文化產業具有市場屬性和產業屬性，但更要發揮其啓迪思想、溫潤心靈、引領社會風尚、成風化人的作用。如果只追求眼前的經濟利益，即使取得了一時的市場效益，但做不到可持續性發展，最終也會影響文化強國目標的實現。
處理好實和虛的關係。目前，不可否認文化產業存量中有一定的“泡沫”成分，扭曲了市場的供求關係，不利於文化市場的長遠發展。這種現象提醒我們，要端正思路、穩紮穩打、久久爲功，以一種更加務實、理智的姿態上路，這樣才能讓文化產業走得更快、更穩。
處理好公共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關係。要進一步健全完善我國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注重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協同一致發展，一方面可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能培育人民羣衆在文化消費方面的潛力，從而反哺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
“站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發展完善文化產業和文化市場，是大勢所趨。”王學斌表示，“要在滿足人民羣衆文化獲得感和幸福感的同時，更好地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的活力，最終以文化的繁榮興盛助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