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宙：我在農村的日子
農村移動通信網絡不僅給農民生活帶來了便利，而且有力地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
文 | 王建宙
浙江省桐廬縣合村鄉是我的第二故鄉。1969年1月，我與杭州一中的同學們一起來到當時的合村公社插隊落戶，我被分配到大琅大隊第四生產隊。1972年1月，我離開了生活三年的合村。
回憶在合村插隊的日子，印象最深刻的當然是強體力勞動的磨鍊。先前，同學和家長都以爲去黑龍江農村才叫艱苦，在江南農村插隊會比較輕鬆，事實上，從下鄉開始勞動的第一天起，我們就深切體驗到在南方農村從事農業勞動的艱辛。
處於丘陵地帶的合村，開門見山，耕地很少，人均不到1畝。那時候，合村的主要作物是糧食，一年種兩季水稻，再加一季小麥或油菜。這些水稻田分佈在各個山塢，山塢是指山與山之間的狹窄平地。也有少量梯田分佈在山坡上。
那時，村子裡沒有大路，生產隊裡也沒有手拉車，幾乎所有的運輸都是靠人用肩膀挑出來的。在農業生產中，從水稻的育苗、拔秧、插秧、施肥、收割、曬穀直到送至碾米站加工，沒有一個環節能離開扁擔。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一天都離不開扁擔，例如每天都要去河裡挑水。
挑擔成爲農業勞動要過的第一關。我下鄉之前，印象中的扁擔都是杭嘉湖水網地區用的竹扁擔。竹扁擔彈性十足，挑擔時會有節奏地晃動，具有明顯的韻律感。但是在合村一帶，人們很少用竹扁擔，他們用的是木頭做的扁擔。木製扁擔缺乏彈性，但比竹扁擔更結實，承重量更大。通常用右肩挑擔，但左手會拿一支被稱爲“搭柱”的木棍，架在左肩上，插到扁擔下面，分攤雙肩的力量，這裡的人挑擔是不需要換肩的。
我們合村的農民是以挑擔能負荷的重量論英雄的。在評價一個人的勞動能力時，一般不會說他一天能插秧幾畝幾分，也不會說他割稻有多快，而總是會說他能挑多少斤重的擔子。大琅三隊有一個叫鄭恆年的人可以輕鬆地挑起250斤重的擔子，我們都羨慕不已。
運輸不同的物品會用不同的容器，如竹條制的簸箕、木製的水桶和糞桶，還有竹篾制的裝稻穀的籮筐。用得最多的是竹條簸箕，運送秧苗、豬欄肥、紅薯、石頭等等，都是用竹簸箕來裝的。簸箕的兩邊有竹條做的把，把的上面有一個環，挑擔時將扁擔插進環裡。簸箕的把都很短，這樣可以在挑擔時擡高簸箕的底面，避免與地上的物體碰擦，方便地行走在山間小路或是狹窄的田埂上。
對於我這樣一個瘦高個子來說，這很要命。要蹲下來把裝滿重物的兩個竹簸箕挑離地面，是很費勁的事。這個挑擔起身的動作很像中學體育課做過的槓鈴深蹲練習中的蹲起動作，需要腿部和腰部有很大的力量。我感覺蹲起甚至比挑擔行走還困難。此時，我恨不得自己長得矮一點。
合村鄉位於桐廬縣西北山區，與淳安、臨安交界，距桐廬縣城60公里，於2004年由原合村、嶺源兩鄉撤併而成，全鄉總面積122.24平方公里，下轄6個行政村，總人口10100餘人，黨員589人。（圖片來源：桐廬縣人民政府網）
挑擔走長路時，每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體力，不時地停下來歇力。歇力時，用搭柱頂着扁擔的三分之一處，後面的那隻簸箕擱在地上，前面的簸箕翹起來。由於搭柱差不多與人肩同高，這樣，繼續行走時就不需要再做蹲起的動作了。
挑擔時，要儘可能減少歇力的次數，每到想歇力的時候，就咬咬牙再堅持多走一點。如果是幾個人，甚至十幾個人一起挑擔，要排隊行進。只有第一個人停下歇力，後面的人才能一起停下來。如果前面的人不停下，你再累也得堅持。在烈日之下，大汗淋漓地排着長隊挑擔，看着前面每一個人都邁着碎步，有節奏地向前行走，此時，我最盼望的事，就是走在最前面的人快點停下來歇力。
挑擔上山是最困難的，空手走山路都不容易，何況還要壓這麼重的擔子。每登高一步，都是一種堅持。這個時候，搭柱就不插在肩上了，而是拿在手裡，成爲一根登山杖。這樣可以提高挑擔的穩定性，減輕腿部的負擔。
挑擔既是對體力的考驗，更是對意志的考驗。有人說，一頭挑着氣喘吁吁的身體，另一頭挑着堅忍不拔的意志。這話說得很確切。
我的第一條木扁擔是房東姚賢明大叔送給我的，這條扁擔特別結實，挑300斤的擔子都不會壓斷。整條扁擔的各個部位的厚度都超過3釐米，無論挑多重，扁擔兩頭都不會抖動，簡直像一根木棍。我在扁擔上寫了“百鍊成鋼”四個字，勉勵自己早日過關，成爲幹農活的行家裡手。
農業勞動的艱苦是我們以前不曾想到的。夏天的搶收搶種，又稱“雙搶”，指的是搶收早稻，搶種晚稻。爲了確保早稻和晚稻都有足夠的生長期，必須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完成早稻的收割和晚稻的插秧。這是水稻種植中最艱難的時節，我們每天起早摸黑，勞動在田間。在赤日炎炎的日子裡，我們光着膀子，割稻子、打稻穀、拔秧、插秧，挑着擔子來回奔跑。皮膚曬脫了，又長出來。那時，我們不知道暴曬對皮膚不利，我們只知道一身黝黑的皮膚是健康，是力量，是無比的驕傲。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們挑擔能承擔的負荷也越來越重。有一天，當我發現右肩上長起了堅硬的老繭，感到非常高興，這表明我已經成爲一個真正的農民。那時候，我們把肩上的老繭看作是自己最重要的資本。
有一次，我與生產隊長王雲進一起幹活，那天下着雨，田埂很滑，要光着腳挑着很重的豬欄肥料，走過泥濘的田埂，送到水稻田裡施肥。中間要上幾個很高的臺階，實在不容易。我咬着牙，一擔又一擔地把肥料送過去，順利完成了任務。收工的時候，王雲進隊長說，個子矮的人根本無法做這樣的事。他說，這樣難度的活兒，我們大琅四隊沒幾個人能完成。他的話可把我給樂壞了。
王建宙表示，在人的職業生涯中，不會有輕輕鬆鬆的成功，每個人總會承受各種各樣的壓力，而且，往往越成功壓力越大。我們時刻都在負重前行，不管面臨什麼樣的壓力，都要頂着壓力，挺起胸，從容不迫地往前走。
我仔細觀察別人的扁擔，發現有的人用的木製扁擔也可以在負重時讓扁擔兩頭靈活晃動的。製作這樣的扁擔，需要把扁擔的兩頭削得很薄，使用一般的木材是無法做成這樣的扁擔的。於是，每次上山砍柴，我都會特別留意，希望能找到像碗口那樣粗，但木質特別堅硬的樹。但談何容易，我們能夠在附近的山上砍到手指頭粗的茅柴，就已經很不錯了，只有去很遠很高的山上纔有可能找到好的木材。
後來，我們生產隊的一個年輕人送給我一根很好的硬木，正適合做扁擔。有了好木頭，還需要好木匠。祝慶師傅是我們合村最好的木匠，他答應給我做扁擔。祝慶師傅的工場就在他家裡，記得就在離大琅大隊碾米站很近的地方。祝慶師傅很忙，我把木頭交給他以後，不好意思去催他，只是每天故意走過碾米站，遠遠地朝祝慶師傅的家張望，看看扁擔加工的進度。但扁擔太小，根本看不見有什麼動靜。
一個星期以後的一天下午，很多人都轉告我，扁擔做好了，可以去拿了，感覺是整個生產隊的人都知道祝慶師傅給我做扁擔的事了。我高興地去祝慶師傅家拿來了新做的扁擔。這根扁擔很結實，中間厚，兩頭薄，挑起擔子時，扁擔兩頭上下晃動，覺得格外輕鬆。祝慶師傅把剩餘的一小段木頭還給我，說可以拿回去當柴燒，我真的把這段木頭拿回去了。後來有人跟我說，這樣做是很不禮貌的，說我無論如何不該拿回這小段木頭。我在很長的時間裡都爲這件事後悔。我特別喜歡這支新扁擔，在上面寫了“重任在肩”四個字。這支扁擔伴隨着我，一直到我離開合村。
離開合村以後，就再也沒有用過扁擔，但是扁擔情節還在。每當回憶在農村生活和勞動的那些日子，眼前總會出現挑着擔子走過田埂的畫面，一個負重前行的畫面。在人的職業生涯中，不會有輕輕鬆鬆的成功，每個人總會承受各種各樣的壓力，而且，往往越成功壓力越大。我們時刻都在負重前行，不管面臨什麼樣的壓力，都要頂着壓力，挺起胸，從容不迫地往前走。
知青的生活既艱苦也充滿着樂趣。我們大琅大隊共有17個知識青年，都是杭州一中的同學。我和胡文超、王滬東共住在一個知青屋裡。知青屋的牆是用泥土壘砌的，這種房子在北方被稱作乾打壘。屋子內的牆上貼了一張很大的世界地圖，地圖的左邊寫上“身居茅屋，眼看全球”，右邊是“腳踩污泥，心懷天下”，這是當時知青中很流行的話。地圖上面是：“願紅旗五洲四海齊招展”，這是京劇《智取威虎山》的一句唱詞。有線廣播裡幾乎每天都播放《智取威虎山》，王滬東同學可以把全本《智取威虎山》包括伴奏音樂都背下來。
爲了能聽到更多的音樂，我們到合村小學去借來了一隻陳舊的唱機和一批舊唱片。這種唱機沒有電源，是用手搖的。操作不方便，音質不好，而且還經常中斷。但是，我們還是樂此不疲，有空的時候就聚集起來聽唱片，直到這隻唱機徹底壞了。
大琅的知青們也會有一些集體活動，記憶中印象最深的是春節前去處在深山的大溪村慰問農民。合村人總說大溪的風景很美，一開始，我們也沒有太在意，心想，這裡再美也無法與西湖相比。那次，我們一行十幾個人，從大琅出發，沿着崎嶇的山路緩慢行走。
先是經過支援和金星這兩個村，這裡的景色已經與大琅不同了，只見路兩邊羣山起伏，林海莽莽。正像合村的鄉親們所說，越往裡走，景色越美麗。轉眼進入牛水塢村，開始出現潺潺的溪流，那清澈的溪水順着山勢在路邊流淌，我們赤腳跳入小溪，快樂地嬉水。過了牛水塢，就進入大溪村了，我們看到鑲嵌在天邊的連綿起伏的山巒，還有透明清澈的溪水，感覺真像一幅美麗的山水畫。有一位同學說，把這裡的風景拍成照片，每一張都可以印在掛曆上。還有一位同學說，如果讓城裡人也來這裡玩，那該多好啊！我們這些來自美麗西子湖畔的人都被這裡的景色折服了。
我們向大溪的鄉親們表示了問候，還表演了一些小節目。有人唱《紅燈記》選段，也有人唱了《沙家浜》選段。我以前曾在杭州一中民樂隊學吹嗩吶，那天我表演了嗩吶獨奏。我記得我吹奏了一首歌《鐵道兵戰士志在四方》。嗩吶聲聲，迴盪在山間，雖然演技很一般，但表達了一片真情。
我還幹過一次很驚險的讓木頭溪中漂流的活。生產隊的用材林都在高高的山上，運輸木材下山是個難題。在木材被砍伐後，先把一條一條的木頭放到小溪的旁邊，等待雨後漲水，讓這些木頭隨水流往下游漂流，木頭在水面開闊的地方彙集，然後紮成木排，再將木排沿着河水運送到外地。那天是大雨以後，原先緩緩而流的小溪變得水流湍急，先前放在溪邊的木頭都衝入了水流中，但由於溪中間有許多岩石，很多木頭都夾在岩石之間。
我們的任務就是把夾在岩石中的木頭拉出來，使木頭可以繼續往下漂流。我們每個人拿着一根竹竿，竹竿頭上安上一個鐵鉤，將鐵鉤扎進木頭，用力往外拖。我們在岩石之間跳來跳去，將木頭一條一條地拖出來。這活很累也有點危險，因爲一不小心就會掉入激流之中。不過，每當我們拖出一條木頭，看到木頭隨着湍急的溪水順流而下的時候，有一種酣暢淋漓的感覺。
幾十年以後，合村成爲漂流勝地，我雖然沒有機會去嘗試漂流，但我可以想象得出漂流者那種驚險、刺激、搏鬥的感受。
人生的每一段經歷都是寶貴的財富，我很珍惜我在合村務農的經歷。三年的農村生活和勞動的經歷，使我對農村和農民有了最真實的感受。這種感受一直影響了我此後的職業生涯。
我長期在電信企業工作，我在農村插隊的經歷使我特別關注農村的通信設施建設。
2005年，當在香港上市的中國移動決定全面建設農村移動通信網絡的時候，遭到了來自國際投資銀行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爲建設農村移動網絡投資太大，會影響公司的財務業績。我用我在農村生活的實際經歷說服他們，我告訴他們農村迫切需要改善通信設施，在農村地區建設移動通信網絡是我們的責任。最後，我們用事實證明了農村移動通信網絡不僅給農民生活帶來了便利，而且有力地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
多年前，有同學給我寄來一張照片，那是建在合村的一個移動通信基站的鐵塔，他告訴我，移動通信已經覆蓋合村。看到熟悉的土地上高聳的移動鐵塔，我興奮不已。要知道，當年我曾經在合村郵電所給我在杭州的父母打一個長途電話，整整等了3個小時。
2016年我在南非開普敦參加非洲移動通信論壇，我演講的題目是“農村地區的移動寬帶”。我在演講時顯示了一張我在桐廬合村從事農業勞動的照片。當我演講完畢，很多參會者與我交流，他們認爲，我對農村移動寬帶的關切一定與我在農村生活的經歷有關。
五十年過去了，農村面貌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農業生產不僅實現了機械化，而且正在實現網絡化和智能化。今天的合村，不僅發展農業，還成爲一個新興的旅遊風景區，開創了漂流活動項目，並建起了現代化的滑雪場。合村的農民告別了扁擔，他們擁有各種各樣的運輸工具。他們也告別了鋤頭、鐵耙、鐮刀等伴隨了他們幾千年的農具，取代這些農具的是各種機械設備。這一切，都遠遠超過了我們當初所有的設想，我爲我曾生活過的合村的這種跨越式的進步感到由衷的喜悅。
我心中的合村情結依然存在。這種情結包含着青春的回憶，包含着意志錘鍊的過程。
附：王建宙，中國移動原董事長、黨組書記，中國上市公司協會原會長。1969年1月至1971年12月，到浙江省桐廬縣合村公社大琅大隊做插隊知青。
（注：本文原發2021年4月14日中國網，原標題《我的合村回憶》）
編輯：胡媛
指導：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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