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品先院士：我爲什麼做科普？

做事情分有心栽花和無心插柳兩類，我做科普是從無心插柳開始的。從1980年代後期起，我當了五屆“兩會”代表或者委員，每年開會我都呼籲國家要增強海洋意識、制訂海洋國策，引來了媒體向我約稿在報刊上發表，我當然求之不得。1990年代開始，又有幹部培訓班來約我講海洋，還有到各種學校去作報告，宣傳海洋知識，號召向海洋進軍，這些也都可以整理成文字發表。幾年之後回頭一看：這不就是在做海洋科普嗎？

至於“有心栽花”做科普，那已經是新世紀的事了。記得一次開會紀念《十萬個爲什麼》出版多少週年，人人都說好。我說好什麼呀，這套書是“幹”的，壓根就沒有海洋。當時會上就將了我一軍：“那你就來編一本海洋卷”。我接下這根令箭，還真幹了起來。《十萬個爲什麼》這套書的關鍵是把問題出好：真的是孩子問大人、而不是老師考學生的問題——這也是我編書的切入點。所以說，主編“十萬個爲什麼·海洋卷”，是我 “下海”做科普的標誌。

對於老師來說，科普和教學之間很難劃界限。兩者的不同是教學有固定的要求，學生必須掌握哪些知識；而科普無所謂要求，你愛聽不聽。至於課堂講解的方式，其實和科普沒有嚴格區別，上課用科普的語言講，比虎着臉講效果更好，關鍵在老師會不會。同樣的原理也適用於教材，如果教材在形式上也像科普書那樣活躍，會更受學生歡迎，國外有很好的先例。我們編的教材《地球系統與演變》，是20年講課的積累，也想走這條路。經過加工提高，包括插圖的改進，出版後受到歡迎的程度超過預期。書中有幾段內容，直接被刊物拿去當科普文章發表，使我們深受鼓舞。

去年我的《深海淺說》出版了，那才真的是科普書。最初只是和出版社約定，在幹部培訓基礎上寫一本海洋讀物。後來覺得這類教材式的讀物已經不少，何不另闢蹊徑，來一本有深度的高級科普？

我國出版界的通病在於 “抄”。中文科普質量不夠高的原因之一，是缺乏一手貨， 都是二手、三手以上的轉手貨。源頭幾乎都是英文，第一個人翻錯了大家都跟着錯。深海科學在我國是個新領域，這種現象更加嚴重。實際上深海也是科學界進展最快的領域之一，許多新發現、新問題都足以引起社會興趣，都有巨大的科普潛力，都要求有人直接從新近的國際文獻引進。

再有就是科普介紹的深度。通常的科普文章只講發現的結果，不講發現的過程。其實有用的不僅是發現了什麼，更重要的是如何發現的——這又是中文科普文獻的另一個弱點。原因不難理解，因爲寫過程就要去追蹤源頭，不是靠簡單的抄寫或者翻譯就能了事的。因此，做科學研究的專業人員，有着做高質量科普的天然優勢。

這些也就是我寫《深海淺說》的出發點。既然深海是我的專業，我也就有責任把深海的趣味、深海的麻煩都告訴社會。“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假如你不甘心當“百犬”，那就得從源頭去追這個“形”。我這一追還真嚇了一跳，比如說“阿爾文號”深潛發現深海熱液的過程，國內幾乎所有的文獻都說錯了，說是深潛下去偶然發現的。其實故事沒有那麼簡單：1977年地質學家去找黑煙囪的航次，沒有找到煙囪，倒是意外發現了熱液生物羣；1979年生物學家組織了專門去找熱液生物的航次，反而發現了黑煙囪，這種錯位非常有趣。也許你會說差這點細節並不重要，殊不知正是探索過程裡的這種細節，可以給後人如何做研究的啓發。

科學家自己動手做科普不但有優越性，而且也有必要性。科學是分“科”的“學”問，隨着發展學科越分越細，於是出現了兩種可能：一種是隔行如隔山，各自躲在象牙之塔裡自娛自樂；一種是學科交叉，在交叉領域裡點燃新的火種，更好地發熱發光。爲了交叉，你必須把自己的學科說得別人也能懂，而這恰恰是國內科學界的短板。再說，科學家也有責任向社會彙報，向納稅人彙報：你在做什麼，做了有什麼用。

前十年，我們全國三十個實驗室合作完成的“南海深部計劃”，是我國海洋領域最大規模的基礎研究計劃。在開總結大會的時候， 我們要求所有的報告人，爭取用記者聽得懂的語言介紹自己的成果。作爲大計劃的負責人，我那天的總結報告題目就是《南海演義》，試着模仿章回小說的口氣，來講述3000萬年來南海的前世今生。

因此，用科普形式表達科學成果，不是降低、而是在提高科學水平。過去有一種誤會，以爲講得越深說明水平越高，而“深”的標準就是不容易懂。事實正好相反，科學家只有理解透徹，才能夠用簡單的語言表達。真理是簡單的，如果確實融會貫通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就怎麼講怎麼有道理。反之，轉彎抹角地自圓其說，只能一字不漏念稿子的科學觀點，往往不見得是真理。站在學術的高處看， 科學的研究和普及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應當無縫連接。

科學的源頭創新，要求有文化土壤；而中國科學家能夠依靠的，首先是從小培養他成長的華夏文化。源頭創新和一般性的科學進步不同，往往要從科學之外得到啓發，這就是文化。牛頓的蘋果、阿基米德的澡盆，都不屬於科學範疇，而創新思維就從那裡萌芽。反過來，科學創新一旦實現，又會對文化進行反哺，成爲社會文化進步的推動力量。

從社會的角度看，有些大科學家科普的成就，可能比研究的貢獻影響還要大。海洋生物學家卡遜寫的科普作品《寂靜的春天》，喚醒了世界的環境保護意識，成爲半世紀來可持續發展運動的先鋒。物理學家伽莫夫享譽全球，但大家知道最多的是他的科普作品《物理世界奇遇記》，而不是他參與創立的宇宙起源理論。

我國的科學界，本來就有文理兼修的優良傳統。中國科學社創始人之一趙元任，你沒法說他究竟是物理學家還是語言學家；我國地質學泰斗尹贊勳，1940年親自編寫過中國地質學會會歌“大哉我中華”。當前我國文理分隔的局面，是培養創新人才的一大障礙。有鑑於此，我在朋友們的支持下，兩度在同濟大學開設了“科學與文化”的大課，課程本身就是集教育與科普於一身。尤其是到了今年，通過網站爲媒，直接進入了社會科普的領域，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社會效果。

科學在中國發展到今天，面臨着兩個轉型：一方面在國際上要從發展中國家的原料輸出型，轉爲發達國家的深加工型；另一方面在國內，一個作爲進入小康的社會，也正在轉化爲科學普及型。我們高興地看到，科普正在變成新的消費需求，新興的科普產業提出了更高的質量要求，從一個新的側面推進着科學與文化的結合。

華夏文化不能永遠“啃老”，不能總是打孔子牌。只有將現代科學融入傳統文化，創造出能夠與漢唐盛世比美的新一代作品，才能爲華夏振興提供立足國際的軟實力。

（本文系汪品先院士2021年10月在其科普作品研討會上的講話稿，授權《中國科學報》發表）

本文轉自“今日科協”微信公衆號

排版：張馨木

編輯：齊　鈺

審定：鄒　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