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政資深教授：帶博士生每年超5人 就是走過場
西部網訊 西政的輝煌是如何鑄就的？西政現象能否複製？高校該不該把開辦法律專業作爲吸收生源的招牌？華西都市報記者採訪了中國民事訴訟法界泰斗級人物，新中國民事訴訟法奠基人常怡教授。
常怡教授今年已有80高齡，但他依舊精神矍鑠。因爲聽力不好，常怡教授戴着耳機跟記者交流。
華西都市報：1978年考入西政的學生已經佔據了中國法律界的半壁江山，成功的原因是什麼？
常怡：文革期間，西政的老師大都沒有離開學校。文革結束之後，學校具備了復課的條件，比其他政法院校恢復招生早一兩年，這在時間上具有優勢。
文革之後，國家急需100多萬政法人員，受過專業法律教育的學生就成爲“香餑餑”，特別是1982年，剛剛畢業的第一屆本科學生搶手得很。
湖南省省委書記周強，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朱孝清等等……都是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學的。
從主觀上來看，經歷了10年文革之後，很多學生渴望知識的心願十分強烈，教師傳授知識的心願同樣強烈。
華西都市報：爲什麼西政有些課堂上有兩名教師同時教學？這對教學有什麼積極意義？
常怡：西政的校訓裡有“辯論文化”這個說法，這是學習法律必須具備的文化，兩個老師同時教學，可能出現不同的觀點，兩種觀點的碰撞能夠給學生帶來靈感。
這種辯論的傳統延續了幾十年，已經成爲一種西政文化。
關於成績西政光輝還在繼續
華西都市報：有人把西政比喻爲“沒落的貴族”，已不再光輝，您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常怡：應該說西政的光輝依舊。78級學生的輝煌與當時的歷史原因是分不開的。如果沒有當時的社會背景，我想也成就不了現在這麼多的高官要員。
不應該以1978級學生爲歷史樣本，輝煌是不能複製的，現在不能用有多少人當了大官來衡量學校的光輝。而應該看到西政爲國家培養了多少懂法律的人，按照法律要求辦事的人。
1979年西政才建立了5個碩士點，現在已經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字，學校今年招收的本科生就有接近5000人，而且現在的教學條件比文革後剛剛恢復招生那會兒要好得多，因此，西政沒有沒落，西政的光輝還在繼續。
華西都市報：目前全國有550多所高校開辦了法學專業，您如何看待法律專業“大衆化”這個問題？
常怡：西政是一張名牌，正在遭到很多嚴重地複製。有些學校招募幾名法律專業畢業的老師就開始組建法學系，法學院。有的學校基礎差，師資力量薄弱，教學環境也不好，這是對學生不負責任的行爲。
華西都市報：前段時間有報道說，有個博導一次性招牌了40多名博士生。您認可“批量生產”博士生嗎？
常怡：教學生不應該跟醫生號脈一樣，10分鐘就能夠診斷一個病人。有些大學教授告訴學生：我有事會給你打電話，不給你打電話就不要來找我。這種教學態度對學生極度不負責任。
我的學生隨時可以找我，我每個星期至少會跟學生見一兩面，我也要隨時掌握學生的情況。根據我的經驗，每年帶3個博士生就足夠了，最多不能超過5個人，否則就成了走過場。（華西都市報記者李寰重慶攝影報道）
附：常怡簡介
我國著名民事訴訟法學家，新中國民事訴訟法學的奠基人。西南政法大學資深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法學會理事，四川省學位委員會委員。1960年在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獲法學副博士學位，1992年獲政府特殊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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