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人熬大夜、北京人起大早、重慶人永不眠 | 中年人普遍缺覺、年輕人困在手機、都市人都覺得睡不好 | 貨車司機沒個整覺、男女主播黑白顛倒、國人平均睡眠時長降了又
宋馥李/文
逛吃！逛吃！
逛累了嗎？
累了就睡吧。
將人活着的一日喚作逛吃的一天，大約不會有人反對。生活嘛，歸總三件事：逛、吃、睡。
人們從睡夢中醒來，早出晚歸、一日三餐——逛和吃的一天——你也可以認爲那是四處奔波、餬口或搵食的一天。
2019年以來，政研院連續推出了六期逛吃指數，我們將其指向中國人消費行爲描述，從這種差異中，看到中國人生活的一個面相。我們叫它作SAE（stroling and eating）逛吃指數，用以反映的不同人羣生活方式的差異和經濟活動的流變。
這一次，我們想去觀察中國人的睡眠。
人的一生中約有1/3的時間(每晚約8個小時)都花在睡眠上，國際社會公認的3大健康標準，包括均衡的飲食、適當的運動和充足的睡眠。可見，睡覺和吃飯一樣重要，是人的基本生理需求，是維持人體健康的必要條件。
但當代中國人的平均每晚睡眠時長，早已不足1/3，不睡覺的中國人，有忙不完的事情，睡不着覺或不睡覺，早已成了一場全民的“社會病”，且看不到療愈的跡象。
2007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就將熬夜定義爲與高溫油炸食品一樣的2A類致癌因素，抑鬱情緒、不健康的生活習慣、手機成癮等內外部因素，都會影響人的睡眠。
但對於熬夜的人來說，道理通常都懂，熬夜依然故我。
以往，我們難以有可信可讀的數據，來描繪睡眠這件事，但主觀和問候式地描述，幾乎是我們的日常。“睡得好嗎”和曾經的“吃了嗎”成爲了打招呼用語，在互聯網將人們緊緊網羅的今天，我們似乎能夠找到一種方法來描摹了。
爲此，我們拜訪了長期研究睡眠的中國社科院專家王俊秀，請教了睡眠診療的醫生郭兮恆，並與大數據公司每日互動合作，試圖勾勒一幅中國人的睡眠畫像。
於是發現，睡覺這件事看似很個人，內裡其實是一個事關人情人性、世情世相的深層次的社會問題。
一、誰睡不着誰知道
俗語裡說，一個人“錢夠花，覺夠睡”，就是生活安康的表徵，如果一個人“睡不了一個好覺”，那要麼是有病纏身，要麼是因“愁事壓身，心緒不寧”而難以入眠。
遙想中國傳統文人，有多少詩賦，是在愁腸萬結的深夜完成的。那些睡不着覺的詩人騷客們，在孤燈燭影之下，賦出了海量的詩篇，這樣的詩文俯拾即是，比如《楓橋夜泊》：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一個愁字，映照全篇。羈旅中的詩人張繼，空中的啼烏、對面的漁火、寺裡的鐘聲，都擾得他心神不寧。
當然，有時睡不着不是因爲愁，當幸福的煩惱縈繞心間，就有了《詩經·關雎》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不管怎麼說，睡不着是很苦的，誰睡不着誰知道。
從個體角度看，睡眠不足會削弱免疫系統，導致患高血壓、心臟病等慢性疾病的概率增加。正常情況下，還會導致精神不振、注意力不集中，極易煩躁，進而影響工作和學習效率。
按照國際疾病分類來講，睡眠疾病有100來種。睡眠障礙除了影響孩子的成長髮育，還對人的免疫功能、生殖繁殖、老年癡呆、疾病恢復，都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
我們怎麼評價自己的睡眠質量呢？主要有兩種手段。北京朝陽醫院呼吸睡眠中心主任郭兮恆是中國睡眠研究會睡眠呼吸障礙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他是中國最早開展睡眠呼吸疾病診治的專業醫生之一。
郭兮恆的辦法，首先是主觀評價，即自己對睡眠是否滿意，“滿意”的概念不好量化，卻是第一要素，到醫院掛睡眠呼吸障礙門診看病的，一般都是主觀上對睡眠不滿意的人。
另一種當然是客觀評價，需要做一些專業的睡眠監測，通過腦電圖、眼動圖、肌電圖等圖像來觀察睡眠。通過這些睡眠監測儀器，會非常明確地看到人何時入睡、何時進入深睡眠、何時做夢、夢了幾次……這些都可以精確到秒，非常具體、客觀地評價睡眠。
什麼人需要做睡眠監測呢？通常還是那些對睡眠質量不滿意的人，在其出現睡眠障礙時，通過一些手段來客觀評價，判斷屬於哪一類睡眠障礙。在睡眠障礙診療中，也有一些主觀評價的量表，裡面有幾十個或上百個問題，但這種方法並不實用，回答起來太費時。
郭兮恆認爲，自我評價睡眠質量最簡單的方式，就只要回答如下3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睡眠時機，即“什麼時候睡覺”。晚間22時一般是最佳睡眠時期，但當代人都睡得晚，留個餘地的話，可以是晚間11時入睡。睡眠時機過早和過晚，都不是健康的睡眠。
第二個問題是睡眠持續時間。每個人的所需的睡眠時長因人而異，很難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有的人需要6.5小時，有的人需要7.5小時，有的人可能需要9.5小時，但正常成年人的睡眠時間是7～8個小時，只有少部分人是屬於短睡型或長睡型。如果少數人睡眠質量高，睡5～6小時就能滿血復活，那也沒問題。一般情況下，睡眠時間過短或過長，出現睡眠障礙的概率就大。
事實上，我們在生活中，確實能遇到一類體質超常的人，睡眠時間很短，卻保有旺盛的精力。例如，搜狐創始人張朝陽就曾在直播節目中談起他的“四小時睡眠法”，他也曾公開建議大家少睡：睡6個小時最好，4個小時就是完美。
那睡6個小時行不行呢？按照郭兮恆的看法，這個大多數人無法學習照搬，這是少數人擁有的天賦異稟。
第三個問題是睡醒後的感受。如果你的睡眠有足夠的深睡眠和做夢的睡眠，白天的狀態就會好，反應敏捷、記憶力好、情緒也很好。當你的睡眠出問題，精神狀態就會萎靡不振、睏倦乏力，很多生理行爲難以完成。
這3個簡單的問題，是郭兮恆從事40多年睡眠診療工作的經驗。每個人都可以據此判定自己的“睡眠質量”是好是壞，如果不能矯正，就應該找醫生幫你分析和解決問題。
睡眠質量，被定義爲個人對睡眠體驗的整體滿意度，其主要組成部分是睡眠量、睡眠連續性和醒來時恢復活力的感覺。正如郭兮恆所說，這首先是個主觀判斷。因睡眠障礙而到醫院看病的，首先是主觀上對睡眠不滿意的人。
失眠是最常見的一種睡眠障礙，但它常常跟目前一些更流行的問題相混淆。如果你躺在牀上，有睡眠的願望，有睡眠的條件，也處於睡眠的時機，各種條件都具備了卻睡不着，這纔是失眠。
但很多人並非如此，雖然上牀了，但睡眠願望不強烈，在該睡覺的時機玩兒手機，這並不是失眠，這叫睡眠剝奪。很多年輕人採用睡眠剝奪的方式來干擾睡眠，這勢必造成睡眠節律的紊亂，有很大機率發展爲睡眠障礙。
人體對睡眠有一定的調節能力，越年輕，調節能力越強，隨着年齡增長，調節能力逐步衰減，所以年齡大的人更容易失眠。有的年輕人睡眠特別不規律，感覺生活也沒什麼大問題，這是調節能力強的緣故，但這不意味着他以後不會受到失眠的困擾。
目前，世界上通用的睡眠質量評價方法是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這是美國匹茲堡大學精神科醫生Buysse博士等人於1989年編制的。該量表適用於睡眠障礙患者、精神障礙患者評價睡眠質量，同時也適用於一般人睡眠質量的評估。
這是一個基於自我評價的調查，也是一個全球都在用的專業診斷方法，基本上是用在心理精神門診上，都是主觀的評價。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王俊秀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國人的睡眠”。由他主編的《中國睡眠研究報告》，已經連續出版多年。而相應的調查，也已積累了10多年，正是基於這項調查，我們能夠對睡眠這件事，做一個整體性地描述了。
2021年和2022年匹茲堡睡眠質量評價及其各維度的對比分析
由上圖可知，匹茲堡睡眠質量評價分值在1～4分之間，得分越高，表明睡眠質量越好。對比《中國睡眠研究報告》2021年和2022年兩個年份的睡眠質量評價，會發現2022年受訪者的匹茲堡睡眠質量評價平均分爲3.47分，高於2021年的3.29分，表明這一年的總體睡眠質量較上一年有所上升。
但是，受訪者的主觀睡眠質量平均分爲1.07分，較2021年有所下降，表明人們對睡眠質量的主觀評價卻是降低的，這是一個有趣而且反差的現象。
這個調查或許可以這樣解釋，2022年相比2021年，受訪者們客觀上“睡得好了一些”，但受訪者對睡眠的主觀感受卻是下降的，受訪者們“認爲自己睡得更差了”。
這種反差也啓示我們，睡眠質量雖然是客觀可監測的，卻又蘊含了一定的社會心理，具有強烈的主觀心理色彩。
二、睡眠是個社會問題
一個人總認爲自己睡得不好，在造成睡眠障礙的疾病因素之外，一定有其心理歸因。在無數個體組成的社會人羣之上，人們對睡眠狀況的整體感受，需要從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層面尋求答案了。
換句話說，如果社會的整體睡眠質量人均都在下降，那我們的社會提供的睡眠大環境應該是出了問題，需要進行及時的檢視。
那麼，有沒有關於“睡得好不好”這個社會心理進行評測的方法呢？有！
《中國睡眠研究報告2023》王俊秀張衍 張躍 等 |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年3月
《中國睡眠研究報告2023》基於2022年中國社會心態調查而展開，這一調查由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在2022年7～11月組織實施，在全國30個省進行分層抽樣和PPS概率抽樣，抽取145個縣（市、區）的314個城鎮社區，對其中居住6個月以上、18～70週歲的居民進行抽樣調查。
調查中有一個單選題測量受訪者的睡眠時長，即“過去一個月，您每晚實際睡眠的時間有多少？”受訪者須在24小時內回答。根據調查，2022年，受訪者的每晚平均睡眠時長爲7.40小時，47.55%的受訪者的每晚平均睡眠時長不足8小時，17.79%的受訪者不足7小時。
我們能從中得出的結論是：受訪的中國人總體上睡得短。
這個狀況並不意外，王俊秀的研究團隊在對從2010～2018年中國人的睡眠狀況進行的追蹤分析發現，中國人的睡眠時長逐年縮短，睡眠質量不斷下降，其中縮短的幅度還不小，平均睡眠時長爲7.06小時，處於世界睡眠協會建議的“成人每日平均睡眠時間要達到7～8小時”的下限。
從2010年開始有數據監測以來的情況看，中國人的平均每晚睡眠時長差不多降了1個小時，這是很令人吃驚的現象。
當然，睡眠時長下降，並非中國獨有的現象。同時期，世界各國也存在相同的現象。
而縱觀整個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睡眠時長其實一直在下降。如果追溯到史前社會，人類先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落後的生產力決定了他們沒有那麼多娛樂的選擇，睡覺時長大多數是能保證的。
進入到工業社會以後，人類睡眠時長逐年下降——這或許代表了人們的經濟生活越來越豐富——能在夜晚展開的工作、娛樂、社交活動越來越多，因此睡眠時間被擠佔，睡眠時長持續下降，而這也是一個全球性的過程，不因文明的不同而有差別。
但是，人類是睡眠時長是否會持續降下去？直觀判斷來說，肯定是不可能的。對於碳基生物性的人來說，睡眠終究要保持一個合理時長。如果真的有一天，人類進化到了硅基生命，永遠不需要睡眠，或許人類也不再是人了。
經濟學家管清友基於經濟學的理論模型，提出了一個概念：生產力的秘密就是“勞動時間與睡眠時間的平衡”，即“勞睡平衡”，找到這個黃金平衡點，並且提升深度睡眠效率，會爲一個國家及其社會的文明健康帶來重要驅動力。
在管清友眼中，每個人都有一個增強生產力的秘密武器，那就是提升睡眠質量。達到黃金勞睡平衡點，是衡量社會進步及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更強大的生產力、更健康的社會結構，都和優質的睡眠息息相關。
中國社科院曾聯合牀墊品牌喜臨門因此發佈了一個指標——勞睡比：
勞睡比＝有效睡眠時長/工作時長
如果一個國家平均工作時間過長，睡眠時間過短，則是以犧牲生活質量換取經濟增長；反之，若睡眠時間過長，而工作時間過短，則表明社會創造力在衰退。
兩種結果，都不是理想社會的睡眠指標。真正高度發展的文明國家，應該達到“幹得好、睡得好”狀態。人們既需要足夠的睡眠時長，也要保證高質量的深度睡眠。
當一個國家勞睡比趨於黃金值，即實現了“勞睡平衡”的高水平狀態，中國人的美好生活嚮往纔沒有缺憾。
不過，在《中國睡眠研究報告2023》中，就2022年這一年的數據顯示，受訪者每晚的平均睡眠時長雖然比2021年明顯增加，但最短與最長的睡眠時長的差距卻在變大，不均衡性提升了。
王俊秀據此分析認爲，2022年或許是一個特別的年份，因爲疫情防控的原因，大家居家時間很長，少了通勤時間，客觀上睡眠時長增加了。此外，由於中小學的減負，一些學生的睡眠時間也相應增加了。
不過，這僅僅是一個推測，減負之後中小學生的睡眠時長是否真正增加，尚無切實的調查數據支撐，就好像是否真的“減負”，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王俊秀也認爲，2022年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應該不足以改變自2010年有調查數據以來中國人睡眠時長整體縮短、睡眠質量整體下降的狀況。而要探查這一趨勢的成因，需要深入到更深層次的社會肌理中。
三、倒U字型，不平等的睡眠
王俊秀的研究團隊的另一項調查，觸及了睡眠的不平等。
睡眠的時長以及主觀評價的睡眠質量，都是來自其團隊的全國隨機抽樣調查，按照人口普查的社區分佈、入戶率進行抽樣，以此保證調查的科學性。而這項調查數據經過分析後，呈現一個明顯的結果：收入和睡眠質量的關係，呈現倒U字形的關係。
在這個倒U字型曲線中，我們能夠描摹出這樣一幅睡眠時長的衆生相：處在曲線兩頭的人，睡眠質量都還可以，睡眠時長可以保障；而處於中間的人，睡眠質量是很差的。
這條曲線看來一目瞭然：對於低收入者來說，沒有工作或者工作簡單輕鬆，睡眠時間能夠保證。在倒U字型的另一端，當收入高到一定程度之後，睡眠時長明顯增長，這一部分人或許已經再沒有KPI的工作了，他們真的進入了“錢夠花覺夠睡”的人生巔峰。
那麼曲線的中段，也就是中等收入羣體，睡眠時長是最短的。最典型的就是大城市的上班族，他們一般通勤時間很長，加班頻率很高，這往往要擠佔睡眠時間。
較爲典型的是互聯網大廠的員工，快捷的工作節奏和嚴格的KPI之下，他們是最缺乏睡眠的重點人羣，他們的睡眠時長和質量，常常是和自身的業績掛鉤的，緊張的業績考覈壓力，幾乎一定會影響睡眠。
當然，一些藍領工人的睡眠時間往往也不夠，在王俊秀團隊的調查中，比如一些工廠的生產線工人，他們的工作時間較長，基本上除去吃飯就是睡覺時間，形成了直接的睡眠剝奪。
企業的經營管理者也在此列，他們往往揹負較重的工作壓力，有時能踏踏實實睡個好覺簡直是奢望，這類人常常屬於工作狂人，頻繁地剝奪自己的睡眠時間。
不同家庭月收入受訪者的每晚平均睡眠時長
如圖所示，家庭月收入3000元及以下的受訪者的每晚平均睡眠時長最短（6.96），近6成的受訪者睡眠時長不足8小時。隨着家庭月收入增至8000～10000元，受訪者每晚平均睡眠時長增加（7.53）；而對於家庭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受訪者，其每晚平均睡眠時長開始隨着收入增加而逐漸縮短；月收入達到20000以上，睡眠時長並沒有改善，但睡眠質量自評卻逐漸變好。
倒U字型的睡眠時長分佈，正應合了我們的一句老話：所謂生活的幸福感，大約就是有錢有閒。根據這項調查，過去10多年，中國有相當一批人沒錢、卻很閒，能保證充足的睡眠，這或許也是一種可接受的狀態，只要平衡好心態。
現在，很多年輕人的躺平心態，或許緣於對“有錢”與“有閒”的取捨。在價值觀多元的現代社會，選擇一種並不追求“有錢”卻睡眠足夠的生活方式，也被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接受。
中國曾經存在的地域差異和二元城鄉差異下，很多地方雖然是欠發達地區或貧困地區，但從另一個側面來看，那裡往往是沒什麼錢卻很有閒、很悠閒的一種生活狀態。
不過，當一個社會的多數人陷入到了沒錢、困窘，卻並不閒的狀態，就很值得警惕了。在這種狀態中，大家仍然付出了睡眠的時間，經濟收入沒有那麼好，很多人沒有休閒時間，處於一種疲於奔命的狀態。
而根據王俊秀的觀察，這種情況似乎在增加。在其調查問卷中，這樣的社會情緒常常會展現出來。
當代年輕人。朱憲民/攝
近期，我也採訪了紀實攝影家朱憲民先生，在他長達60年的攝影生涯中，他曾經長時間將鏡頭對準黃河流域、珠三角的打工人，近些年則對準了城市裡的年輕人，他有一個直觀的感受是：當代的年輕人的表情，都是緊繃的、緊張的，大家似乎都把焦慮寫在了臉上。
一個人人都焦慮、尤其是年輕人普遍的焦慮的社會，到底是受什麼所困呢？既然“壓力”這個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如此干擾我們的睡眠，那精確分析一下它的成分，就很有必要了。
還是根據王俊秀的調查。他認爲：有13個方面的生活壓力都與睡眠時長有關係。即：物價、住房、交通、醫療、子女教育、自己或家人的健康、家庭成員關係、工作或學習、自己或家人的就業、自己或家庭的收入、鄰里/同學/同事關係、贍養老人、婚姻/戀愛。
13個方面生活壓力的嚴重情況
從上圖可知，48.62%的受訪者認爲物價壓力嚴重，39.89%的受訪者認爲自己或家庭收入的壓力嚴重，39.31%的受訪者認爲工作或學習的壓力嚴重，37.14的受訪者認爲自己或家人的就業壓力嚴重。
王俊秀認爲，這些社會心態和睡眠息息相關，而我們常說的幸福感、安全感、獲得感和公平感，也是社會壓力的一體兩面。
從2022年的調查數據來看，在種種社會壓力中，排第一位的是物價，物價直接關係到一些人生活質量，進而也影響倒睡眠時長和睡眠質量。而物價的壓力在影響睡眠質量的歸因裡，作用還在不斷增加。
對於大多數低收入者來說，物價是第一影響因素。雖然物價CPI並沒有漲，但是大家明顯感到生活壓力變大了，或許是收入和物價的此消彼長，因爲生活壓力來自於主觀的感受，當收入縮減了，原來不在意的物價，自然就成了壓力。
物價和收入的比值帶來的生活壓力，是客觀存在的感受，也是廣泛的社會心理，當他們影響到睡眠時長和睡眠質量時，睡眠問題就會外溢，帶來社會環境的劣化。
除了物價的壓力，住房壓力排在第二位。那些抽樣調查的受訪者，當被問及壓力的來源時，常見的回答是：住房。
顯然，住房不單是生活壓力的主要來源，同時也是睡眠的硬條件，當你的居住環境狹小、嘈雜，會直接影響到睡眠時長和睡眠質量。
王俊秀的團隊還分析了城市的不同區域的人是睡眠狀況，比如說居住在城郊和近郊的人，普遍反映住房壓力是最大的。租住在城郊結合部的人，通勤狀況最爲不利，睡眠就自然受到了擠佔。
而當這個空間分佈由近及遠，從郊區來到農村，不再與城市通勤，這些地區的人的睡眠時間又得以保障，所以，“住有所居”是影響睡眠時長的最重要的變量。
不同居住地受訪者的生活壓力差異
從調查可知，居住在市/縣城的城鄉結合部的受訪者的住房、交通、醫療、贍養老人的壓力均很高。居住在市/縣城以外的鎮/農村的受訪者，在自己或家庭收入、贍養老人、鄰里/同學/同事關係上的壓力平均分較高。
這裡還有個有趣的現象，居住在市/縣城以外的鎮/農村的受訪者，每晚平均睡眠時長最長，居住地離中心城區越遠，睡眠質量自評越差。也就是說，那些生活在農村的受訪者，每晚平均睡眠時長其實是較長的，但他們對自身睡眠質量自我評價卻不好。
反過來說，那些生活在城市裡的受訪者，其平均睡眠時長往往不高，但他們對自身睡眠質量的自我評價卻是不錯的。
當然，生活壓力的各個方面對睡眠時長的影響，均無統計學意義。
睡眠質量自評好或不好的背後，還與較強的階層系統合理信念、階層流動信念、奮鬥價值觀、富裕內歸因等認知息息相關。人們越是認可奮鬥價值觀，越是認可抱負、能力、努力等內部因素，而非關係、運氣、政策等外部因素對致富的影響，其睡眠質量自評也就越高。
人們對睡眠質量的自評，就是上述種種壓力之下的身心的自適應，他首先是主觀的，但細緻考校之後，卻也是客觀的。就好比我們常說幸福感是一個主觀感受，但一個人所處的社會環境和奮鬥信念，常常就是歸因爲幸福感的因子。
從這一點來說，當我們說想要促進睡眠平等，便是一項龐大的社會系統工程了。
四、睡眠拖延：困在手機裡
在睡眠指標的體系裡，有二級指標是睡眠拖延、睡眠剝奪。
睡眠拖延是一種普遍現象，具有“躺下就入睡”的優秀的（氣人的）睡眠品質的人，畢竟是少數，而且多發生在青少年時代，當人們漸漸長大，負載增多，從躺在牀上到真正入眠，總還是需要一個過程：1分鐘、5分鐘、10分鐘……
在有了睡眠信念之後，人們總會選擇一種行爲來伴隨睡眠。在“前手機時代”——姑且這麼來稱呼，人們大約會在牀頭放幾本書，在閱讀中漸漸入眠。看書時，我們的精神狀態是處於放鬆的狀態，幾乎靜止的姿勢，也符合入睡前的準備狀態；而且看書可以轉移我們對睡眠的注意力，屏蔽白天的一些煩心事兒，直到眼皮酸澀，大腦缺氧，這時合上書本，即可入眠。
但是，當手機成爲我們的“伴侶”，事情就複雜起來了。睡前的最後一件事，往往是你將手機充上電和它互道晚安，醒來第一件事，你也和他互致問候——迫不及待看看不在線的這幾個小時世界發生了什麼。
智能手機豐富的內容，已經構成了對睡眠最大的影響因素，在王俊秀看來，入睡前玩兒手機導致的睡眠拖延和睡眠剝奪，已經是一個社會問題，不僅僅是健康問題。
手機已經是我們的睡眠伴侶
進入短視頻時代，刷短視頻已經成爲睡眠拖延和睡眠剝奪的主要方式。
在王俊秀的調研中，刷短視頻或玩手機遊戲，已經不止是年輕人的專享，中老年人也會刷得停不下來，人們對手機已經形成了隱形的依賴，是人們睡前消遣的主要選擇，而這些殺掉的時間，往往就是我們的睡眠時間。
而有一些手機APP的激勵策略，鼓勵每天打卡並伴有獎勵，雖然獎勵非常低，但是對中老年人來說，卻已有足夠的粘性，讓人恨不得一直綁在上面。而智能推薦，又在運用大數據算法，源源不斷推送你感興趣的內容，讓你刷了一條還想看下一條。
作爲研究者，王俊秀認爲，我們需要普及睡前沉迷於手機的危害。如今，遊戲成癮已經形成了初步共識，諸如通過技術時段，限制人們玩的時長；但對短視頻來說，還沒有好的辦法，也缺乏定量分析的數據。
但手機形成的睡眠剝奪，對健康的影響是肯定的。它不光是青少年，也是全社會要面對的問題，需要進行有效的社會干預。
當然，手機越來越綜合的功能，也提供了多樣化選擇，也許有人在聊天，也許有人通過手機在閱讀，也許也有人通過手機來聽課、學習……這更增加了運用技術手段來干預的難度，而說到底，人的意識和自律行動，仍是一切根本。
拜社交媒體的強大，工作和生活的邊界被混淆，人們的睡眠也因此不斷被剝奪。那個離職後花3小時退600個羣的職場女士，讓人們驚呼：人被羣役，天下人苦“羣”久矣。
從什麼時候開始，所謂工作就是建個羣，我們在不同的羣中切換，就相當於在不同的人際網絡中奔襲，扮演不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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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我們都要在無數次的回覆中輾轉。在不同的羣，我們是僱員抑或客戶、是學員抑或家長，是乙方抑或甲方……你必須以滿格的狀態和他人交往。但長時間的互聯網社交，最渴望的就是夜深之後躺在牀上，互道晚安後開啓“低電量”模式。
這種狀態，也被稱之爲“社會性睡眠”，是指生理上並沒有進入入睡狀態，只是在社會意義上“睡着了”。此時，本人已經開啓勿擾模式，切斷了社交通道，開啓了互聯網獨處時光。
有些人經常會選擇“社會性睡眠”。這個時候，你不需要用社交口吻展現自己的和藹可親，也不必一心照顧他人的情緒，成爲一個短暫的、自由的靈魂。
於是，作爲一種心理補償，雖然已有睏意，卻覺得如果不做點喜歡的事，就對不起自己勞碌的一天。做什麼呢？漫無目的地刷短視頻，享受一段時間的任性，或許就是一種補償。
繁忙的互聯網社交，讓人們疲於在各個角色之間切換
榮格的分析心理學裡說過，人格面具是一個人公開展示的一面，其目的在於給人一個很好的印象，以便得到社會的承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白天我們帶着人格面具扮演各種角色，是我們努力融入社會環境的一種適應機制，它讓我們能夠與人、與那些我們並不喜歡的人和睦相處。
社會性睡眠，意味着一種低能耗的修復模式。與其說社會性睡眠是你逃避現實世界的途徑，不如說是一種界限管理方式。
於是，所謂的“困在手機裡”，“困”難免有些推卸責任的意味，在手機在與睡眠糾纏不清的關係中，當我們選擇沉湎其中時，多多少少是在選擇一種安全的、暫時逃逸現實的心理動因，那麼手機扮演的角色，也就更爲複雜了。
五、手機與睡眠
既然，手機與睡眠的關係如此密切，那研究手機與睡眠的關係，就很有現實意義。
這裡，我們引入了每日互動大數據來做數據洞察，每日互動是一家數據智能服務商，基於其海量的數據底層，通過特定的算法模型，展示設備的活躍狀態，進而描摹羣體偏好。這不會觸及手機用戶的隱私，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手機與人的互動狀態。
這項研究基於這樣一個假設：
手機不使用的時間，即手機非活躍狀態下，視作是人的睡眠時間。
這當然會有很大的偏差，因爲手機不活躍，不一定是睡眠，也可能是無法使用手機的工作，也可能在運動健身。如果樣本量特別大，可以彌補誤差帶來的失真，達到百萬級，這種誤差的影響就會很小。對此，王俊秀研究員也認爲，這樣的分析方法，可以作爲一種輔助判斷工具。
基於這樣的統計方法和研究方式，我們將數據洞察的人羣做了如下定義：
熬夜人羣：是指23時後手機還在活躍的人羣（排除夜班人羣）；
早起人羣：是指凌晨5-6時手機就開始活躍的人羣；
夜間活躍人羣：即晚上24時至次日6時設備一直在活躍的人羣（與早起人羣去重後）
這項研究聚焦於每日互動數據庫中的全量人羣。截至2023月6月，每日互動開發者服務SDK累計安裝量突破1000億，其中智能IoT設備SDK累計安裝量超3億。此次洞察就基於每日互動的全量數據。取數時間爲2023年6月5日（週一）。
數據洞察均採用TGI比較：
偏好值TGI=指洞察人羣某特徵佔比/全量人羣該特徵佔比
TGI值大於1，說明洞察人羣對該特徵偏好明顯，數值越大，偏好越明顯。
1、 熬夜的人，年輕人最生猛
在23時後手機還在活躍的人羣，我們定義爲熬夜的人，這也是郭兮恆醫生認爲的不能再晚的時間了。
數據顯示，熬夜人羣中女性TGI爲0.97，小於熬夜人羣中男性TGI。可見相比於男性，女性羣體睡得更早。
從洞察人羣的年齡分佈來看，熬夜特徵以18～24歲的年輕人羣表現更明顯，其熬夜TGI高達1.75，堪稱最愛熬夜的人羣。
從數據來看，中等消費水平人羣更偏好熬夜。這與上文中王俊秀研究員的分析也呈現一致性，中等收入階層的受訪者，往往睡眠時長較短、睡眠質量不高。這些羣體的生活壓力也是最集中的羣體，在正常的工作之外，總是有態度的事務需要處理，佔據一定的睡眠時長。
當然，選擇不熬夜，同樣也是一種自律和生活態度。2019年，在綜藝《樂隊的夏天》最後一期節目，朴樹上臺唱了一首《No fear in my heart》驚豔衆人。就在比賽正緊張進行的時候，朴樹突然找到主持人說：“9點了，我要回去睡覺了。我歲數大了，熬不起了。”然後便徑直走了。
朴樹的行動，引發一片激賞，選擇不熬夜同樣也是一種自律。
當然，以朴樹爲例難免會引起腹誹，大家可能會說，絕大多數人沒有達到朴樹的成就和自由度，想要自律地不熬夜，本身就是奢望。
在近日江蘇衛視《非誠勿擾》的一場交友節目中，北京一位23歲的男嘉賓有着非常規律的作息，每晚21時睡覺，這居然引來全場驚呼，有女嘉賓秒滅燈並表示：他睡覺時自己常常還在加班。
堅持21時睡覺的年輕人，應該獲得鼓勵。
數據洞察還發現，熬夜人羣的城市分佈與城市等級呈正相關性，即城市等級越高，該地區人羣的熬夜偏好就越明顯。相較於三線及以下城市居民，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居民顯然具有更明顯的晚睡屬性。
通過對熬夜人羣所覆蓋的區域進行分析，發現在此次洞察的人羣中，廣州居民在熬夜人羣中佔比最高，其次爲北京、深圳。這裡既有地理氣候的成因，也有城市文化的不同，我們看到，相比於北方城市，南方城市的夜生活豐富，人們更有晚上逛吃的習慣。但一線城市和新一線城市，人們的生活節奏無疑更快捷一些，熬夜變得更加日常。
此外，我們還對熬夜人羣的興趣偏好進行了洞察，發現這部分晚睡人羣對運動健康、教育、新聞閱讀、購物時尚、效率辦公、交友聊天、旅遊出行等有明顯的偏好。結合人羣主要分佈城市可以推測，這部分熬夜人士有較爲豐富的生活內容，熬夜的一部分原因可能來自工作需要。
與此相對應的，APP使用偏好如上圖，在旅遊出行類APP中，TGI較高的有飛豬旅行1.94；航旅縱橫 2.07，顯示偏好飛機出行；keep 的TGI達到2.07，薄荷健康高達3.43，丁香園達到2.39，蝸牛睡眠（一款助眠類APP）達到2.46，顯示該人羣對運動健康的關注。此外，本站有道詞典、不背單詞、扇貝單詞英語版等APP的使用偏好較高，顯示出該部分人羣對外語較強的學習意願。同時該人羣也希望通過番茄ToDo等效率管理APP來進一步提升工作效率。
2、早起的鳥兒，在捉什麼蟲
早上5時手機變活躍的人，大概率是勤奮和自律的人。
據載，曾國藩在30歲立志之後，做到了終生未明而起，每天早晨都是5點鐘就起牀，這位“古今第一完人”是早起的標杆，他的修身十二法，就是一張嚴格自律的作息表：早起、靜坐、讀書、保身、練字……其實就是一種非常剋制而有節律的生活。
現實中，我們常常能遇到早起的人，往往是對時間管理非常高效的人。
富蘭克林認爲，早起的人可以更好地規劃自己的生活，爲閱讀、寫作和思考創造時間。他每天早上5點就起牀，並在清晨時刻安排自己的日程，他曾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早起的鳥兒有蟲吃”，這也是他對早起的深刻理解。
數據顯示，在所洞察的早起人羣中，男性用戶TGI達到1.16，女性用戶TGI爲0.81。男性起得更早。
數據洞察發現，35～44歲人羣早起TGI高達1.60，其次爲45歲+人羣，達到1.11。
看來，相較於低年齡段人羣，35歲以上人羣起得更早。畢竟，對於中年人來說，早睡不一定能實現，早起卻常常是必須的。對於有孩子的城市上班族，早起的時間大概率是花在了做早餐、送孩子上學等事情上，早晨其實是“像打仗一樣的”地緊張和忙碌，需要爭分奪秒完成所有步驟。
從消費水平來看，中等消費水平人羣更傾向於早起，其TGI達到1.18
數據對早起人羣進行洞察發現，在早起人羣所覆蓋的城市中，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及杭州、蘇州、武漢、成都等城市，表現出較強的早起特徵，結合熬夜人羣來看，中國一二線城市的繁忙生活，對居民的作息時間產生了深度影響。
早起的城市，北京和上海兩個超大城市高居榜首和榜二，這也和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通勤時間相互呼應。
根據住建部城市交通基礎設施監測與治理實驗室、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等機構聯合發佈的《2023年中國主要城市通勤監測報告》，2022年一線城市60分鐘以上極端通勤情況雖然得到改善，但北京60分鐘以上通勤人口仍佔28%；滬廣深三地60分鐘以上極端通勤人口保持不變。
顯然，一部分職場新人考慮到租住成本和就業機會，不得不承受長距離的極端通勤。16個城市中，京滬渝職場新人平均通勤距離超10公里，10%的職場新人單程通勤距離超25公里。其中，在北京的職場新人中，14％的人口需要承受25公里以上的通勤距離。天津、西安、鄭州、重慶也有超過12%的職場新人承受超長通勤。
數據顯示，大貨車司機，是早起和常常在夜間活躍的人羣，可見這個職業的辛苦程度
顯然，那些選擇或被迫選擇極端通勤的人，自然要忍受睡眠時長被擠佔的現實。
人們的起牀時間與職業特性密切相關。在此次所洞察到的早起人羣中，貨車司機的職業TGI最高，達到2.80，此外教師、快遞及外賣配送行業從業人員的早起TGI也較高，分別爲1.52和1.44。
3、 城市已入睡，這些人開始活躍
城市入睡時，總有一些人還在上班。城市越來越大，越需要一些人犧牲夜間睡覺的自然節律，維持一個城市的有效運轉，總要有一些人過着黑白顛倒的生活。
在城市化和全球化的今天，人類社會朝24小時不停歇的方向發展，夜班羣體隨之迅速膨脹。他們或許是電廠運行人員、道路清潔工、醫生護士、民警保安，或許是日內交易員、IT運維、跨國客服……一些互聯網企業也從“996”變爲“247”倒班制，他們都需要上夜班。
當然，上夜班的還有我這樣的碼字人，他們是作家、編劇、記者……漸漸地，日復一日，在夜色籠罩下失去了神采、好的記憶力、社交能力、頭髮。
數據顯示，夜間活躍人羣中，男性羣體TGI爲1.17，也就是說相較於女性羣體夜間更加活躍。
從年齡分佈來看，相較於45歲+人羣，25～44歲人羣顯然夜間更加活躍。這與熬夜人羣也高度相似。
雖然熬夜人羣的城市分佈與城市等級呈正相關性，即城市等級越高，該地區人羣的熬夜偏好就越明顯。但是夜間活躍人羣的城市等級分佈並未呈現出明顯的差異。如果說大城市繁忙的工作和豐富的夜生活，是人們傾向“不睡”的兩個主要原因的話，在這項數據的對比下我們可以看到，人們身處不同城市，還是會有不同的生活節奏，人的生物鐘也是會隨着城市的“作息”而調節的。
而城市的作息，顯然和這個城市的地理氣候、地域文化、消費水平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對夜間活躍人羣所覆蓋的區域進行分析，發現在這部分人羣中重慶居民在夜間最活躍，其次爲北京、廣州。所有夜間活躍人羣較多的城市，都是有一定規模的消費中心城市。
作爲巴渝文化的發源地，重慶的夜生活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較場口夜市、不夜九城和都市花園夜市等夜市，每天夜晚都吸引了大量的遊客和市民，各種娛樂活動和表演也讓人在熱鬧的氛圍中盡情享受。
據說，重慶的年輕人流行組個夜班學習局，學習書法、打擊樂、民謠、咖啡品鑑、麪塑、非遺剪紙、服裝搭配……這種新式“夜生活”也填補了城市的夜空。
數據洞察發現，夜間活躍人羣的職業畫像與熬夜人羣的職業畫像有較高相似性。主播人羣在夜間活躍人羣中也呈現出較強特徵。
黑白顛倒幾乎是每個主播的日常。爲了迎合網友的娛樂時間，主播們工作的時間通常從20時開始，時長則隨着粉絲流量的多少而延後。
距離阿里巴巴西溪園區大約24公里的九堡，是電商直播MCN機構的聚集地，也是成百上千供應鏈工廠的財富源頭，那裡的主播們黑白顛倒，全年無休。夜晚，正是這臺機器高速運轉的環節，晚上20點到24點被譽爲直播的黃金時段。
晨昏顛倒的主播這喜歡熬夜的年輕人互爲因果，當熬夜的年輕人消費慾大爆發，也是大主播們的工作時刻，直播電商產業鏈上的主播、供應鏈老闆，抑或是運營、主播經紀人都在緊張地工作，一場直播下來後，往往就到了凌晨2點。
直播結束，熬夜黨們終於睡着，主播們還是很難睡着，大多數主播們還在關心着直播數據，覆盤着一天的表現。很多時候他們躺在牀上看着別人直播，或者刷手機中等到凌晨4、5點，纔開始入睡。殘酷的競爭、超出常人的付出，是大部分人看不到的主播的B面。
光鮮的主播們，常常黑白顛倒
上述林林總總的數據裡，我們或許能夠看到，那些早起的、晚睡的人，有着一種怎樣的生活圖譜，那些熬夜、早起、在夜間仍然活躍的人，與25～44歲的中間消費人羣高度重合，他們顯然是社會的中堅力量，然而他們的睡眠狀況，也是最令人擔憂的。
總體上，中國人的睡眠時長有待增加，睡眠質量自評有待提升。50歲及以上中老年人和女性羣體的睡眠質量普遍自評偏低，大家對“睡個好覺”的現狀不太滿意，期望有更加滿意的睡眠。
而從這份分析中，我們同樣也可知，中國社會經濟地位相對弱勢的低收入者，睡眠環境較差，且由於睡眠相關知識的缺乏與睡眠健康意識不強，他們睡眠時長較短，睡眠質量自評偏低。在智能手機已經普及的當下，他們還在短視頻和各種激勵性 APP的誘導之下，將睡眠時間花在了刷手機上。
這樣的睡眠狀況，與社會心態是相互交織的。社會心態本身也是影響睡眠狀況的重要因素，個體在國家社會、個人物質、家庭關係方面的美好生活體驗越多，其睡眠質量自評越高。較高的安全感、主觀幸福感、公平感、社會信任以及較低的社會壓力感，能夠顯著提升人們的睡眠質量自評。換句話說，高質量的睡眠，有賴於積極健康的心理環境，良好的社會心態，是提升民衆睡眠質量自評的社會心理基礎。
這樣一份對中國人睡眠情況的觀察報告，或許改變不了什麼，但有幸閱讀的你，或許能從中感知些什麼，在犧牲睡眠時間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或許能夠重新衡量，是你的睡眠優先？還是做事優先？
睡眠是有機體與生俱來的週期性的靜息生理現象，是維繫人類健康的保證。每個人都要正視睡眠，克服睡眠拖延和睡眠剝奪，把睡眠時間爭取回來。
從現在起，放下手機，睡個好覺，迎接快要到來的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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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馥李經濟觀察報部門主任
經濟觀察報編委、城市與政府事務研究院院長負責城市、區域經濟、觀察家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