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對抗與 社會批判
將藝術視爲一種迴應現實與批判的力量，是長久以來被廣泛認知與賦予的「社會功能」。
簡單回顧此種功能論面向的藝術手法，它可以是政治意識型態的文宣，例如納粹、前蘇聯乃至中國社會現實主義式的宣傳樣板工具，或者也可以是對政治意識型態展開批判的手段，例如歐洲歷史前衛主義的美學政治；而在當代藝術中則是以各種類型的政治敘事爲批判對象——那種經由借力使力、攪亂其存在的語境並暴露政治的荒謬，以產生批判效果的藝術。在最後一種情況中，藝術功能意味着「揭示」，即促使我們看到它從中誕生出來的意識型態。
美國的文化評論者兼藝評家佛斯特（Hal Foster）曾以藝術家漢斯．哈克（Hans Haacke）的創作實踐爲例，指出今日從事社會批判議題的藝術家們，應當去研究那些每天控制着我們的程序和機制，而不是去呈現那些早已給定的再現模式與固有的形式類別。這是提議一種「帶政治性的藝術」（Art with a politic）之概念，其意義在於，藝術應當去關心思想的結構性佈署及其在社會中有形的實踐效果，同時設法制造關於我們當下處境之政治性關聯的觀念。
在那些經典的、以藝術作爲社會批判途徑的案例中可以發現，無論像是芭芭拉．克魯格（Barbara Kruger）集中在揭露消費文化的政治邏輯、辛蒂．雪曼（Cindy Sherman）顛覆性別模塑，或是漢斯．哈克（Hans Haacke）對藝術機制的反思等，她／他們利用作品揭示與論證社會的權力運作形式，並以此達到批判性效果。
歐美高度發展的社會文化，儘管機制的控制無所不在，藝術的對抗同樣也無所不在，相較於此，斯洛維尼亞的美學家爾亞維（Ales Erjavec）在面對當代社會主義國家的前衛政治性藝術作品時觀察到，藝術在面對機制與意識型態時，處理方式往往有兩種，一種是直接的批評，如同在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和社會現實主義的作品中所表現的那樣；或者採取一種反諷的或者激憤的姿態，來表達對待社會和政治現實的態度。這類型的藝術手法經常以寓言的形式出現，或以對抗性的藝術形式出現。這不禁令人想起中國的政治波普；有趣的是，中國的政治波普也在環境的變遷下變成資本主義的市場成功模式。
若看臺灣美術發展歷程，解嚴之後延續着「臺灣美術主體性」或「認同」等議題討論所發展而來的藝術迴應模式，在1990年代成爲一股藝術對於社會、歷史進行批判的重要潮流；行爲藝術結合表演藝術呼應着各式街頭運動，這股勇於開啓、碰觸禁忌政治議題的藝術表現在政經開放的時代背景中，得以伸拳舒腿甚至張牙舞爪，透過將歷史與政治議題象徵化、圖象化的手續，讓批判性藝術作品在面對複雜的歷史政經情勢時，能以符碼清爽但意涵強烈的作品文本展現其意義。這樣的手法成爲經典的藝術批判模式，也成爲臺灣的某種時代見證。
近年的社會運動如樂生療養院、反國光石化興建、持續多年的反核運動、都市更新問題之批判、對土地農村之關懷等，都可以見到藝術家參與之身影（或成爲創作的核心關懷計劃）；在南臺灣，劉秋兒主持的豆皮文藝咖啡館與許多在地文化團體多年來在高雄進行的在地文化抵抗行動也極具代表性。在這些藝術對抗模式中，藝術行動、作品以及社會運動彼此經常打破邊界，透過展覽、行動、展演與行爲藝術等聲明、串聯合作等方式進行。
微政略式批判
我們可以發現許多當代藝術批判策略已不一定要擺出一副遊離於資本主義制度之外的清高架勢；作爲一種對抗策略，反而或者乾脆在形式上讓自己與之連成一氣，而這是希望能某種程度從內部顛覆這一制度的價值觀，提出反面思考的諸種可能。
身處於今日文化被商品化，經濟被象徵化社會情境中，藝術的對抗性與批判性並非必得總是強硬的對質，它更具效能的運作狀態毋寧是那微政略式的、潛伏於批判對象中的態勢，始終帶有批評意識，意識到差異、抵抗與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