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花詞、打膠機與情書
《紅樓夢》第三十五回：
（林黛玉)一面想，一面只管走，不防廊上的鸚哥見林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那鸚哥便長嘆一聲，竟大似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韻，接着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試看春盡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
10多年前，當拿着《新華字典》剛開始看書的吳桂春，第一次讀到此處時，他內心的勝負欲被那隻鸚鵡徹底點燃了。
他驚歎連林黛玉的一隻鳥都這麼厲害：「一隻鳥都會背詩，我卻不會。我不把這個詩背會，就白看《紅樓夢》了。」
在那之後的10年裡，吳桂春前後看了4遍《紅樓夢》。被鸚鵡激發的自尊和學習熱望，不僅讓他記住了《葬花詞》，也讓他於「漂」在東莞這個「世界工廠」的10多年裡，過上了一種來往於流水線和圖書館之間的雙重生活。
雙重生活
2003年，湖北孝感人吳桂春的父親去世，妻子也在這年因爲貧困選擇離開他和兒子，加上早先母親去世，那一年，吳桂春孤身來到東莞。小學畢業，37歲。這樣的學歷和年齡，讓他剛踏上東莞的勞動力市場，就被畫歸到最沒有競爭力的人羣裡。大廠的流水線永遠只歡迎年輕的壯勞力，像吳桂春這樣的大齡勞工，只能被掃向規模微小、環境惡劣的小工廠。
東莞厚街是世界「鞋都」，吳桂春所在的這片園區因與厚街交界而衍生集聚了近百家溫州人開設的小型鞋廠。這些像火柴盒子一樣微小又密集的小作坊，藏身在村民的自建樓裡。剛進廠時，吳桂春只能做雜工：掃地，搬鞋底，扛皮料。時間長了，他學會了鞋子裝盒前的最後一道工序─打磨。打磨需要兩樣工具，一樣是打膠機，一樣是熱風槍。打膠機的機頭高速旋轉，能夠清除鞋身上幹了的膠水和污漬，熱風槍則能夠燒掉露出來的線頭。打磨之前，還有十幾道工序，吳桂春很多時候都在等待。在等鞋的間隙，吳桂春喜歡把凳子提到光線充足的走廊去看書。
從2003年到2020年，17年裡，吳桂春都獨自過活。爲了負擔兒子中學、大學、研究生期間的學費和生活費，他過着一種最低限度的生活。房租一個月180元，手機是月租8元的老年機，每天的生活費控制在30元左右。每個月的工資留下1000多元，其餘的都拜託鞋廠老闆轉給兒子。
工作沒有技術含量，更沒有成就感。到了淡季，大把時間無處打發。工友們鬥地主、逛街、遊樂，他沒有餘錢打牌和消費，只能從地攤上買幾本舊書來打發時間，第一次看八十回的脂批本《紅樓夢》就是在此時。
從地攤買書讀書打發了兩年時間後，2007年的一天，一個工友推薦他去東莞圖書館。那時，他住的地方離圖書館不到一公里。
第一次去圖書館，吳桂春內心忐忑，擔心要花錢。看到門口的保全，他有些畏懼。那天進去，保全沒有查身分證。他從三樓的書刊借閱室拿了一本書，一直看到晚上，出來也沒人理他。他確認這個圖書館不收費之後再沒了顧慮。第二次去時，他帶上筆和本子，把不認識的字記下來，回去再查字典。鞋廠淡季沒有活兒，他吃過早飯就進去，待到晚上纔出來。
從那時起，吳桂春在相隔一公里的鞋廠和圖書館之間，開始了自己的雙重生活。他辦理了圖書證，開始外借圖書。從書架上成系列的名人傳記開始，他漸漸對歷史、文學產生了興趣。這些年透過自學，他看了《資治通鑑》《東周列國志》「春秋三傳」「三言二拍」…
吳桂春覺得命運的安排很有意思。如果當年不是因爲年紀大進不了大廠，而來了圖書館附近這片不斷在縮小的工業園，那麼也就沒有後來的所有事情了。
多元、混雜且富有彈性的產業生態，讓吳桂春和他這一代的大齡務工者，在溫暖的南方縫隙裡生存了下來。位於城市中心的圖書館，像海上的燈塔，在偌大的異鄉城市裡，給了孤獨的人們最綿長的陪伴和慰藉。
一封情書
2020年春節假期前，準備回家過年的吳桂春告訴鞋廠老闆楊力，兒子工作穩定了，新的一年他不來鞋廠做事了，想找個輕鬆的活做。楊力沒有挽留他。中美貿易戰讓東莞的製造業經受了巨大的震盪。
隨後，疫情打亂了所有人的計劃。原本2月就要回東莞找工作的吳桂春一直在老家待到了6月。直到6月23日，端午節前兩天，他纔回到東莞。來之前，他從電話裡已經知道鞋廠倒了一片，許多工友都沒有找到工作。他明白自己在東莞再找一份工作的希望十分渺茫，便準備清退掉房子和圖書證，回老家去打小工。
24日中午，吳桂春去圖書館一樓的服務檯退圖書證。當天值班的是館員王豔君。退證需要提供圖書證和身分證，吳桂春遞給她身分證，卻一直把圖書證拿在手裡揉搓。
王豔君覺得有些奇怪，問：「怎麼了呀？」「我捨不得退啊，我從2008年開始在你們這裡看書，看了那麼多書，要不是找不到工作要回去了，我絕對捨不得退的。」吳桂春說。
辦證、退證是總服務檯日常工作中最常見的事。因爲地域的關係，東莞圖書館有着和其他城市圖書館不一樣的工作節奏。每年春節前，大量外來務工者來退證；等到開春，人羣又洄游到服務檯來辦證。
絕大多數讀者退證時，是平靜而乾脆的。在圖書館工作了16年，王豔君第一次看到一個退證的讀者，表現出這樣的眷戀和不捨。看了一眼身分證─55歲，王豔君想，其他人退了證還可能再來，他肯定覺得自己年齡大了，以後不會來了。王豔君覺得這太難得了。她拿出一張讀者留言表，請吳桂春留言。
吳桂春構思了幾分鐘，心裡慢慢平靜下來。隨後，他寫道：
我來東莞17年，其中來圖書館看書有12年。書能明理，對人百益無一害的唯書也。今年疫情讓好多企業倒閉，農民工也無事可做了，選擇了回鄉。想起這些年的生活，最好的地方就是圖書館了。雖萬般不捨，然生活所迫，餘生永不忘你，東莞圖書館，願你越辦越興旺。識惠東莞，識惠外來民工。
吳桂春寫完留言離開後，服務檯輪班吃飯的館員慧婷回來了。她看了留言，感覺「就像一封情書，『餘生永不忘你』，這是像愛情一樣濃烈的感情」。她用手機拍下留言，發到圖書館內部羣裡。此後的24小時裡，透過朋友圈、社交平臺、媒體的轉發，「讀者留言東莞圖書館」成爲洗版的公共話題。
6月25日上午，吳桂春還是有些不死心。他掃了一輛共用單車，把附近的幾條街都轉了一圈，卻沒有找見一張招工廣告。然而命運在24小時裡因爲一條留言發生了變化。晚上，他接到當地人社部門的電話，對方詢問他對工作的想法，希望能幫他找到合適的工作，讓他留在東莞。他回覆對方，自己最大的要求就是能留在離圖書館近的街區。隨即，一家物管公司透過人社部門找到他，這家公司願意提供一份社區綠化維護的工作給吳桂春─社區離圖書館不到兩公里。吳桂春應下了這份工作。6月26日，吳桂春離開居住了17年的出租屋，搬入物管公司的員工宿舍。
看上去似乎是一個接一個的偶然，最終改變了吳桂春的生活。但幾乎每一個接受採訪的人都提到了同一個細節─如果那天不是館員王豔君值班，如果她沒能敏銳地觀察到一個普通讀者退證時的不捨，進而請他留言，那麼這個故事也就不會發生。
避難所
2002年，北方人李東來來到東莞。新世紀剛過去兩年，所有人都對未來充滿樂觀的想像。
李東來也不例外。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畢業後，34歲，他就做了遼寧省圖書館副館長。2002年9月，李東來作爲高級人才被引進到東莞，擔任東莞新圖書館的館長。
圖書館讀者服務中心主任莫啓儀回憶，開館前，根據人口構成和讀者需求，李東來和管理層經過討論，共同確立了東莞圖書館的辦館理念：休閒，交互，求知。
許多人不理解，爲什麼圖書館不把「求知」而是把「休閒」放在第一位。王豔君記得新館籌備開放前，李東來經常講「休閒」這個事。「老李就說，你不要管他看不看書，你就讓他先進來就好了，哪怕他進來，不知道這地方是幹什麼的，進來溜一圈，只要不打擾別人，幹什麼都行。」
東莞有數百萬外來務工人口，「普遍學歷不是特別高，你要是直接說，這裡面有一些關於中西文化對比的講座，他是不會感興趣的」，王豔君覺得把「休閒」放在第一位，「就是鼓勵他們先進來看一看，最後纔是讀一讀」。
此外，嶺南夏季酷熱，莫啓儀認爲，「圖書館除了學習，也可以是大家休息的地方，這裡有空調和比較舒適的閱讀空間」。
這些對圖書館理念的定位，都基於李東來和同事們對東莞這個「世界工廠」的深切體察。按照官方的統計資料，東莞市戶籍人口僅有190萬左右，常住人口卻在830萬左右，外來務工人員佔比近80%。戶籍人口和外來人口比例的懸殊倒掛，讓東莞在改革開放後的40年裡，成爲中國最具個性和包容氣質的城市之一。
王豔君說：「不用花錢，又有水和空調，不失爲一種把大家吸引到圖書館來的方法。其實它更大的是一種標竿作用，告訴大家有這麼一個地方，你最差還可以到這裡來過夜。」
在這些年接觸的讀者中，令王豔君記憶最深的是一對母女。
2009年的一天，一對母女出現在圖書館的漫畫閱覽室。小女孩五六歲，身上很髒，手是黑的。女孩的母親告訴王豔君，她在家裡總被打，便帶着女兒跑出來了。漫畫館的工作人員每天給母女倆買飯。晚上兩個人就住在24小時圖書閱覽室裡。王豔君很喜歡那個小女孩。有一天，她給女孩畫了一張鉛筆素描。又一天，女孩不知道從哪裡得到兩隻小小的奶黃包，把其中一隻放在服務檯上給她，就跑了。
母女倆在圖書館住了一個多星期。王豔君和同事一直在想如何才能真正幫到這對因家暴而出走的母女。王豔君說，要不幫你聯繫社會救助機構？她記得那個母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那天之後，母女倆再也沒有出現在圖書館。10多年過去了，王豔君不時會想起母女二人，她總疑心是自己沒有做好，爲此一直很自責。
「社會需要一些這樣的公共空間：它們沒有門檻，一般不收費，不需要資格審查，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放心地進入，並在一定範圍內獲得資源和支援。」圖書館專業學者範並思覺得，這樣的公共空間是極其重要的，它們是促進社會包容的「城市燈塔」。
在一篇名爲《圖書館：溫暖和希望》的論文中，李東來這樣寫道：「對很多都市中的邊緣人、失落者來說，公共圖書館不僅是精神的棲息地，也是身體的避難所。」
葬花詞、打膠機與情書(圖/讀者雜誌提供)
（清和／摘自「人物」的微博)
《讀者雜誌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