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地 我們和霾成了朋友
時間：2015年12月7日到9日，2015年12月19日到22日。
北京頂着首都之名，首先鳴起了刺耳的警報聲。霧霾於是升級爲了紅色預警公衆事件。每一個北京的手機號都收到了政府的簡訊。幼兒園中小學停課，老師在辦公室裡對着電腦屏幕前的學生們授課，叮囑作業；機動車單雙號限行，突然少了一半的車，這臃腫得走不動的姑娘一眨眼就清瘦了一大圈，看得人目瞪口呆。
牽一髮而動全身
建築垃圾車、渣土車、混凝土罐車也禁駛，企事業單位建議實行彈性工作制，連醫院都做好了應急準備。一下子，擺設狀態下的城市自我免疫系統運轉開來，像一個龐大的機器，牽一髮而動全身。
霧霾終於以這樣一種有形的狀態介入了日常生活。不過，這一切都只是一個小小的高潮而已，就像鋪墊了五十分鐘的樂曲讓人昏昏欲睡，總得來那麼幾個音符，嚇嚇樂隊，驚驚觀衆。之後，該照舊照舊，該叫嚷叫嚷，該漠然漠然。大舞臺的帷幕拉開，叮叮咚咚敲鑼打鼓之後，演出被推到臺前，世情百態終於找到了一瀉而下的出口，正劇、鬧劇、悲喜劇，同臺爭奇鬥豔。
2015年已經過去，這個冬天，從11月到12月，這將近60天的日子裡，不是寂靜嶺式的霧霾，就是清冷高遠的藍天。不是辣辣的乾澀的眼睛，癢癢的鼻子，鑽到腦縫裡的頭疼，就是從頭到腳的神清氣爽，只不過，露在外面的耳朵、手、臉，都要凍得一點感覺都沒有。
等風來，等冷風來。風成了最奢侈的東西。從蒙古的草原，到張家口，朋友圈裡每個人都在實時地轉發着天氣情況。一句「到張家口了！」，沸騰了整個朋友圈。而天氣間的轉換，並不是一比一的對等，三五天的霧霾，才只能換來兩三天的藍天。這個時候，擡頭仰望，就像是劫後重生。
剛開始，確實如此，恍若初經風霜的少年，一點點情緒波動都可以是整個世界的崩塌。可一整個冬天下來，彷彿人體的適應力都展現了出來，再大的霧霾，似乎也習以爲常了。有錢有地方的，緊閉房門，買空氣淨化器；沒錢沒條件的，抓起口罩就出門，忍受着標準規格的口罩，不合耳朵的皮筋半折着軟軟的耳朵，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每個人都被侵犯了
甚至有莽漢，不論多大的霧霾，多嗆鼻，都毅然決然地用肉體直接接觸，唸叨着反正都要死，少活一兩個小時也並不在乎。剛開始，朋友圈裡還憤憤不平地轉發着「倫敦的大霧並不是靠風治好的」、「洛杉磯大氣污染治理經驗」、「什麼型號的口罩最有效」，好像所有人都意識到自己被侵犯了生命健康權，要指着鼻子罵污染，乾柴烈火，也是一點就着。
到了後來，朋友圈裡跑了大半個北京城吃美食的，逗弄小孫子的，秀恩愛的，吃醋的，心靈雞湯的，矯情彆扭的，一如往常。就像激情總會被生活所打敗，就像有了年代的機器加點油，齒輪就又吱吱呀呀，一個一個地嚴絲合縫地開始工作，就像吃飯、喝水、睡覺一樣稀鬆平常，而又必不可少。慢慢地，霧霾就從生活的敵人，變成了生活的朋友，而且是擡頭不見低頭見，甚至於只要你活着，你就和它在一起的那種朋友。
治霾失利提頭來見
這個時候，或許在臺灣，或許在英美，就會有某些有超強生命力的個人或者黨派站出來，義正詞嚴地要解決問題，屢屢亮相各大媒體，一副全民代言人的模樣。一天兩天，甚至一個月兩個月。全民的情緒都沸騰起來，就像開水往外衝着熱氣。
或許問題真的被解決了，大概更多時候是在喧囂中，每個人都情緒高漲，發泄着不滿，質疑着目的和動機，錯開問題本身，好像問題已經被解決了，或者噴完唾沫星子問題就解決了。回過頭來，戴口罩的時候才記得還有霧霾這麼回事。
不論怎麼說，60天，6天紅色預警，傳遞信號似的晴天炸雷，在公衆事件的氛圍下，告訴了我們大陸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視程度。
一旦他們信息掌握者和決策者開始敢自己打自己的臉，自己給自己找難堪，自己給自己使絆子，那遠比平頭小百姓氣得直跺腳頂事。
畢竟，做銷售的不會懂鈾會不會隨着煤進入大氣，構成霧霾；賣章魚小丸子的也不能懂3M和活性炭口罩過濾PM2.5的具體過程，更不用說只有他們，才能一紙公文下去，該停產的都停產。2014年的1月，北京市長王安順還曾經說過，2017年要是還治理不好霧霾，就提頭來見，也不啻豪言壯語。
沿着既定生活軌跡
這一次，姑且相信他們吧。《詩經》裡有一句話，「終風且霾，惠然肯來」，不論天氣狀況多惡劣，真摯地感謝對方仍然前來。不論天氣多差，公共環境發生了什麼，我們也仍然要沿着既定的生活軌跡運行下去，雖然並不再是社會主義的一顆螺絲釘，但仍然是自己的工作單位，自己家庭的一個小釘子。他們都需要我。
不過，說起來，萬里無雲的高空，滿天亮晶晶的星斗，仍然讓人如此開心。
《霧霾下的生活》系列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