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不起，這部電影我吹晚了
雖然已經有很多人看過《一秒鐘》了，但我還是想說，這部電影完全超出我的預期。
即使幾年前張藝謀拍過同樣時代背景的《歸來》，對我個人的觸動也不大，太過隔靴搔癢。
但是《一秒鐘》不一樣，這一定是張藝謀最私人、最真誠的電影。電影每一幀、每一句臺詞、每一個畫面，都像是他私人珍藏的老照片。
而且，在電影大段大段的留白裡，張藝謀再次講述了大時代裡，小人物的苦澀命運。
張藝謀最私人的電影
先不管是不是寫給電影的情書，《一秒鐘》都是張藝謀最私人的電影，裡面有他的青春時代和膠片情結。
張藝謀把自己定位爲一個手藝人，做這個電影的時候，他也像“手藝人”一樣，苛求電影要還原符合那個時代的每一個道具、每一個細節。
比如，一定要找到1957年哈爾濱電影機械廠生產的松花江牌5501型35毫米固定式放映機，儘管這種放映機80年代就淘汰了。
膠捲不能放得太整齊，因爲那個年代的拷貝一直在外面跑；中影和新影的膠捲，用的不是一種膠布。
張藝謀親自上手示範怎麼洗膠捲，擦的時候不能來回拉；要用蒸餾水，洗完之後要用小風讓它自然風乾：
《一秒鐘》故事的年代，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露天電影是爲數不多的一點點娛樂。
比如作家遲子建在散文《年畫與蟋蟀》裡寫：
“露天電影多是在夏天放映，所以人們來看電影時，往往還拿着跟黃瓜或者水蘿蔔當水果來吃。當然，人羣聚集的地方，也等於是爲蚊子設了一道盛宴，所以看電影歸來的人的臉被蚊子叮咬了的佔大多數。人們在散場歸家的途中，往往會一邊議論着電影，一邊議論着蚊子。”
2007年張藝謀在戛納的3分鐘短片《看電影》
今天的年輕人，應該都沒有這種經歷了。
其實露天電影到80年代還很常見，因爲電視還不普及。
在電影前“加映”的《新聞簡報》1993年停更之前，已經更了44年，基本每週一期，每一期都有編號。除了重大新聞，還有一些生活新聞。比如1958年第31號《新聞簡報》裡，就有當時流行的中華香菸和飛鴿牌自行車[1]。
露天電影常見，爲了普及電影，每個公社或者鄉鎮都成立了電影放映隊。電影放映隊從50年代的552個，到70年代末，有將近6萬個[2]。
放映隊裡電影放映員的特殊待遇，不只是《一秒鐘》裡範電影去吃麪，多加一勺油辣子。
他們到村裡放電影有人專門管吃住，去集市上買肉有免單[3]。最重要的是，那時候電影放映員是“鐵飯碗”，拿文化部統一規定的標準工資[4]，出去相親都比別人吃香。
張藝謀對那個時代，還是有回憶濾鏡的。電影的整體色調是灰色，綠色和藍色僅僅作爲點綴，但還是暖色調，就是老照片的質感。
《一秒鐘》是導演張藝謀最私人的電影，但肯定不是中國版《天堂電影院》；故事的核心，和迷影情結無關。
首先它的故事，現代人就很難理解。
張譯演的張九聲是個犯人，好不容易出來，萬里迢迢走到劉浩存演的劉閨女和範偉演的範電影所在的西北小村子，就是爲了看一場電影。
中間這個人遇到的阻礙包括但不限於：劉閨女要搶膠捲、膠捲因爲掉下牛車被拉成了腸子、逃犯身份被發現即將被抓走。
但是這些都沒有阻止這個人看電影，看到身份即將暴露，他果斷抽出刀，最後成功看到這場“電影”。
但是那不是電影，是《新聞簡報》。整部影片也跟電影沒有關係，故事中其它跟這個膠捲產生關係的人，想看的也不是電影。哪怕是臺下歡呼熱烈的觀衆，也只是想暫時擺脫無聊又讓人窒息的生活。
張九聲想看的不是電影，是那裡面女兒出現的一秒鐘。於是觀衆自然會產生第二個疑問：他爲什麼不直接回家看女兒？
即使電影裡沒有明說，即使不看觀衆的映後提問和導演的採訪，現在的故事也能看出來，他的女兒已經死了。
女兒不僅死了，而且死因跟張九聲在新聞簡報裡反覆看到的，扛面袋子有關。最明顯的地方，是故事結尾禮堂的戲份。劉閨女對他說了一句：“面袋子怎麼沒把她壓死”之後，張九聲激動得踹了她一腳。
女兒的直接死因可能是爭着搶面袋子。問題是，一個十四歲的小姑娘爲什麼爭着搶面袋子？
這三個問題出來之後，就出現了《一秒鐘》真正的主題，那個時代小人物的苦澀命運。
這種主題在張藝謀2000年之前的電影裡拍得最多。比如，《活着》裡福貴的兒子有慶。
就像《一秒鐘》裡，女兒死於一場意外，但是回溯她積極扛面袋子的原因，還是因爲她的父親。因爲父親被定性，影響了女兒的生活甚至生存，所以她纔要爭先進；就像範電影那句臺詞：“得爭啊，不爭怎麼能行呢。”
而且，張九聲是因爲打架被抓去關了幾年。而在正常的時候，一個人既不會因爲打架被抓去坐幾年牢；也不會因爲父母做的事，直接影響到自己的日常生活。
電影的構圖，這一點也非常明顯。《一秒鐘》裡一直在出現，人在漫天黃沙的映襯裡，縮成了一個小點的場景。
人就像西北大漠裡的一粒黃沙，風一吹就散了
還有這個故事裡角色的名字，有名字跟沒名字差不多。劉閨女、範電影這樣的名字，是別人隨便給的；有名字的張九聲，名字在正片中也沒出現，片尾字幕裡，出現的是“逃犯”兩個字。
按照中國傳統，人有沒有名字、有什麼樣的名字，是有階層和身份差異的。有身份的人有名有姓；平民一輩子可能只有小名，或者周圍人給起的“外號”。比如孔乙己，就是外號。類似於《一秒鐘》裡的“範電影”。
或者柔石的小說《爲奴隸的母親》中寫的“春寶娘”這樣的名字，就不是一個單獨的個體，只是某個人的母親或者妻子。
沒有名字，只有外號，就意味着沒人在意，也沒人記得。
不只是活着沒人在意，死去之後除了至親也沒有人記得，比如故事中已經死去的女兒。
張藝謀在電影上映後，在一個採訪裡說過[5]，之前的版本里，有張譯給小女孩講女兒的死因這一幕。
雖然時長差別不大，不過有沒有差別還是有點大。
如果出現了這一幕，新聞簡報裡女兒反覆出現的那一秒鐘，就成了黑色幽默。女兒已經死了，還是被當作先進拿來表彰。
2000年之後，張藝謀還拍過《山楂樹之戀》和《歸來》。時代背景一樣，故事內核差別非常大。
尤其是《山楂樹之戀》，純粹就是在懷舊，“現在的時代很浮躁，而在那個年代，曾經有過那麼美好的青春和愛情”，那個時代好像成了一個烏托邦。《歸來》與其說是傷痕文學，不如說是中老年版本的“初戀50次”。
至於張藝謀的其它商業大片，跟這些就更沒有關係了，也不適合放在一起說。
70歲了，張藝謀還在拍電影
拍大時代下小人物的命運，也不是張藝謀或者第五代導演獨有，起碼去年王小帥的《地久天長》也是類似主題。
《一秒鐘》能被反覆討論，還是因爲這是張藝謀的電影。電影故事發生的時代，就是張藝謀18-28歲之間。
那時候張藝謀因爲家庭出身問題，先是上山下鄉在農村待了三年，後來終於有機會調到咸陽一家棉紡織廠，一待就是7年。
這期間他迷上了攝影。住在棉紡織廠的宿舍，每天都在琢磨怎麼調整光影。後來靠賣血換的錢，有了一臺海鷗牌照相機。
1978年北京電影學院恢復本科生招生，那一年有一萬八千多人報名，最後錄取157人[6]，張藝謀也進入了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因爲超齡，他本來沒有資格報名，是他自己給當時的文化部長寫信，同時寄去作品，最後被破格錄取。
2014年《歸來》上映期間，張藝謀在一個採訪裡說：“我上大學的時候是全校年齡最大的一個，完全是偶然上了大學，所以那種搭上末班車的心情，那種僥倖、那個慶幸，很激情。就是一秒鐘都不想浪費。”[7]
很難說清《一秒鐘》裡的範電影是不是有他的影子，或者他是否曾經受到過電影放映員的影響。但是電影中，範電影那近乎戀物癖一樣的膠片情結，儼然張藝謀附身。
張藝謀拍了三十多年電影，唯一不見天日的只有一部《活着》；而且在《活着》之後，他迅速調整了自己的創作方向，再也沒有拍過所謂的“民俗電影”。2000年之後，他和張偉平開始合作生產商業大片，成了國產大片裡的招牌。
這些都給他帶來過巨大的爭議。甚至說，張藝謀可能是中國電影導演裡爭議最大的導演——八九十年代，在國外拿獎的時候，國內知識界批評他拿獵奇的影像討好外國人；《英雄》出來之後，質疑的聲量更大。
而且不只是對他轉向商業和市場的質疑。
這些張藝謀都照單全收。因爲家庭出身，他的性格非常隱忍。他很會適應環境，而且依靠適應環境，一次又一次，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張藝謀不是作者型導演，也避免把自己定位爲作者型導演。“如果一直拍《活着》那可能現在就活不下去了”。
商業片和文藝片，他都想嘗試，也不想把兩者混爲一談。前者屬於市場，更大衆，要談票房；後者更藝術，更小衆，票房在市場上，天然不佔優勢。
所以，2010年他和張偉平分手之後，張藝謀既拍過《歸來》這種迴歸熟悉領域的電影；也有《長城》這種好萊塢怪獸片。
張藝謀對《長城》的拍攝體驗應該不太好。國內是導演中心制，一切導演說了算；好萊塢是製片人中心制，他說不上話。一段秦腔，還要“跟美國人急了”，才勉強保住。
所以拍完之後，他的體驗只有一句“做回你自己”。
《一秒鐘》應該也是張藝謀“做回自己”的電影。哪怕上映不到兩週，票房剛剛過億，排片已經降到2.1%。
不過，我猜，即使有人問他票房，他也會像幾年前《歸來》上映的時候說：“這部電影我們不談票房。”
參考文獻
[1]周豔、朱勤效.（2009）.新聞簡報中國 民生1950—1961.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2]劉君. 露天電影: 從流動影像放映到公共生活建構[J]. 東南學術, 2013 (2): 218-225.
[3]視覺江淮.（2019）.一位鄉村電影放映員37年的光影故事
[4]李志強、潘惠樓、徐賀成、賈誠仲、孫朝山.(2000).北京工業志·煤炭志.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
[5]ifeng電影.（2020）.電影可以放了
[6]李金梅. 文化研究視域中的張藝謀[D]. 蘇州大學, 2008.
[7]新浪娛樂.（2014）.張藝謀：這個時代不需要教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