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是否濫訴
新北市長朱立倫日前在聽取政風會報時指出，檢調人員動不動就以圖利罪來訴追公務員，致造成公務員不做不錯的心態，而影響政府的效能。馬英九總統卻指出，在其任內，貪瀆罪佔整體起訴案件，從每一萬件中有二十六件，現已降至二十件，起訴定罪率也由69％提升到77％。依此數據，不僅顯示貪污罪的比例降低，定罪率也相對提升。因此，檢方濫訴之說，顯有待商榷。惟關於貪污犯罪是否降低、檢察官是否濫訴，顯不能光以數字，甚或簡單以是或否爲回答。
任何官方的統計數字，都不能免於黑數（dark figure）的存在，尤其是像貪污罪，因具有高度的隱密性，不僅難於被察覺，於爆發後，也難於找尋證據，自也難於訴追。也因此，起訴貪污案件的比率降低，或可象徵貪瀆真的減少，卻也可能只是反應出一種執法現象，即檢調機關訴追犯罪的認真程度。若果如此，則如此的數字降低，也未嘗不可解釋爲，是檢方對貪污犯罪的訴追效率降低。
至於貪污案件的定罪率高低，顯又涉及更爲複雜的法律問題。因檢方無法使被告定罪，有可能是明知爲無罪之人而起訴，亦可能是舉證不足所致，凡此種種，當屬濫訴，自無疑問無疑。惟法律規範的不明確，也可能是造成無罪的主因。以公務員受賄罪來說，成罪與否的關鍵，即在於職務行爲與收受金錢間，須具有相當的對價關係，若不具有對價性，即可能被認定是贈與或政治獻金。因此，對價性與否，將決定着到底是受賄或餽贈的關鍵。
但關於對價性的判斷基準，卻難於法律中明文，只能依賴法官於具體個案爲判斷，而爲了避免因法官而異的差別對待，最高法院也曾在84年臺上字第1號判例中，提出對價性認定的標準，而認爲「應就職務行爲之內容、交付者與收受者之關係、賄賂之種類、價額、贈與之時間等客觀情形加以審酌」。惟如此的標準，不僅用語含糊，更屬空泛，致形同無標準。所以，在法律規範不明下，即會有相類似案件，卻出現有罪與無罪的天壤之別，貪污的定罪與否，即繫於如此的不確定因素上。
也因此，起訴的貪污案件最終無法定罪，有可能是檢察官故意入人於罪，亦可能是檢方舉證不足所致，更可能是因法官對貪污對價性的認定不同所造成。若屬前兩者，當然可歸責於檢方的濫權訴追。若爲後者，則該歸咎者，恐是法律欠缺一致性的標準。
所以，不管貪污的定罪率是五成、六成，還是九成，主管機關，即法務部，皆應主動調查造成無罪的原因何在，才能明瞭哪些案件是濫訴所造成。而一旦查明有濫訴，即應對檢察官爲法律究責，以來防止浮濫起訴的情況再發生。若一再執著於定罪率的高低，並以此來判斷檢方是否濫行訴追，不僅過於武斷，也簡化了問題的思考，更會失去改革的契機。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