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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官奴婢、官賤民代代相傳（十四）

到唐代爲止，中國都市的商業活動是不能夠在都市內隨意進行的，營業地點受到官府的嚴格限制，長安是東市和西市，洛陽則有南市和北市，各種商店都被集中在這些地方。甚至，在這樣的市場內部，同業者的店被安排在同一處比鄰相接，像這樣的同業店舖並列又被稱爲「行」。金銀行就是一例，日語的銀行一詞就是受到其影響。

官賤民的來源是叛亂、放火、僞造貨幣等的犯罪者以及其家屬，王朝交替期的內亂或與國外發生戰爭時產生的俘虜（包含婦女兒童）等。私賤民的供給源是揹負債務的窮途潦倒之人及其妻子而自願賣身者，雖是違法行爲但被劫掠而來，遭到拐賣的人，透過奴隸買賣、贈與、交換、繼承而獲得的人，被下賜的官奴婢，甚至還有與官賤民相同是世襲，代代相傳下來的人。

禁止人口買賣規定

私奴婢與部曲、客女的差異在於是否可以自由買賣，前者是物品，所以可以，相反地後者被視爲人，因此是不行的。但是，這個始終是流於表面的形式而已。實際上，唐律裡面的「轉易部曲事人，聽量酬衣食之直」是指奴隸或是部曲，可以用「衣食費」這一名目摺合金錢轉讓給他人。這個情況的部曲（客女應該也相同）特別稱爲「樂事」，實質上是部曲的買賣。也就是，奴隸可以用自己的錢爲自己贖身，從奴隸身分解放之後，依然待在原來主人的地方就被稱爲部曲、客女，被轉賣給他人的話就另外稱爲樂事。

關於良民，根據法律和詔敕是禁止買賣的。池田溫介紹了敦煌文書中的奴隸解放文書的雛型，依照他的論點，可窺見當時的社會觀念，亦即不擇手段把良民變成賤民是會下地獄的惡行，而解放賤民成爲良民在佛教裡面是足以匹敵福山之頂的善行。福山應該指的是福德（＝功德）之山，意即充滿善行、功德的山吧。然而，這個良民買賣禁止令其實是表面的，實際情形是，依據私人之間的契約進行良民人口買賣的情況是普遍存在的。另一方面，奴隸也能存錢爲自己贖身，甚至成爲有勢力的人。故此我們要注意到的是，唐帝國的奴隸，並非是一出生就註定無法翻身的身分，而是有機會往上升。

根據明治末期由大谷探險隊帶入，現在收藏在龍谷大學的吐魯番文書記載，在盛唐天寶元年（七四二年）的西州，除了彩帛行、帛練行、谷麥行、米麪行、菜子行（種子店）、鐺釜行（金屬器具店的一種）、凡器行（器皿店）這些名字的存在之外，口馬、香料、藥品、顏料、刀具、皮革製品等商品也分別在不同的行流通販售。西州是指吐魯番盆地的首都高昌，因爲上述的大谷文書是設在西州（曾有一段時間稱爲交河郡）的市場公定物價表的殘卷，所以應該也有處理其他商品的行，例如在長安爲人所知的金銀行、珠玉行、肉行、衣行等。相應地，在長安、洛陽、太原、揚州、益州（成都）、幽州（北京）等唐朝本土大都市的市場裡面，至少從本文書知道的各種「行」應該全部都有。

唐代的奴隸市場

雖然有人口買賣的地方不一定有奴隸制，可是有奴隸制的地方一定有人口買賣。因此，在唐帝國，爲了滿足奴婢的需求量進行人口買賣是很普遍的。然而在建國初期的內亂平息，國內安定之後，奴婢的大量供給源則面臨枯竭，而且伴隨着在良賤制底下被認可的奴隸解放，從而使得奴婢減少，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必然需要從國外輸入奴隸吧。先前介紹的吐魯番出土的漢文文書《唐開元十九年（七三一年）唐榮買婢市券》即可作爲部分證明。

敦煌文書裡可以散見人口買賣的實例，其中一件是如實記載着唐代的敦煌（沙州）有奴隸市場，裡面進行蕃漢奴隸的交易，稍後會介紹。另外一件是八世紀中葉在敦煌的奴隸市場，有位名叫王修智的漢人行商（原文爲行客，意指沿街叫賣的商人）參與了販賣十三歲的粟特人男奴隸一事，其中的一位保證人是住在敦煌的百姓安神慶，他應該也是粟特人。在唐朝的核心地帶，幾乎沒留下任何的古文書，在正式的歷史書籍裡也鮮少記載像人口買賣這種日常瑣事。可是，沒有史料與不存在的事實，完全是兩碼子事。實際上，長安也好，洛陽也好，都存在過大規模的奴隸市場。

工業革命後機械文明時代的人們，甚至是活在現在電腦發達時代的我們，對奴隸的認知是淺薄的。可是在機械文明時代以前，奴隸可以說是最高級的精密機械，勝過現代機器人。而且，奴隸的價格相當於馬價一到兩匹的程度，有時候則比馬還便宜。當時的上流階級擁有可與現代高級車匹敵的馬，對他們而言，作爲隨侍警衛或私兵的強悍奴隸（軍事奴隸），或是作爲耕作莊園的勞動奴隸（農業生產奴隸），爲了傳宗接代的婢妾，能歌善舞的藝人，包辦以料理爲首的家事奴隸（家內勞動奴隸），不論時代或地區，都是相當有魅力的商品。另一方面，對仲介奴隸的商人而言，這也是最高級的商品。還有對經營女肆（娼樓）的生意人而言，女奴隸也是獲利可觀的商品。當時，在人口世界第一的唐帝國，而且又是位於中心地的長安洛陽的奴隸市場，可以想見是多麼的繁榮。（待續）

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官奴婢、官賤民代代相傳（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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