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來挑釁中國，印度是什麼心態在作祟？
最近幾個月，印度與尼泊爾、巴基斯坦、中國3個鄰國發生邊境衝突。南亞問題專家、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劉宗義分析，這種看似瘋狂的舉動背後，其實有轉移國內激化的多重矛盾的考慮。
8月31日，西部戰區新聞發言人張水利大校就中印邊境局勢發表談話指出，印軍此次破壞前期雙方多層級會談會晤達成的共識，在班公湖南岸、熱欽山口附近再次非法越線佔控，公然挑釁，造成邊境局勢緊張。
印方此舉嚴重侵犯中國領土主權，嚴重破壞中印邊境地區和平穩定，出爾反爾、背信棄義，中方對此表示強烈反對。
中方嚴正要求印方，立即撤回非法越線佔控兵力，嚴格管控和約束一線部隊，切實遵守承諾，避免事態進一步升級。中國軍隊正採取必要應對措施，並將密切關注事態發展，堅決維護中國領土主權和邊境地區和平穩定。
爲什麼印度總是和鄰國有衝突？爲什麼印度在領土邊界問題上總是寸步不讓、咄咄逼人，甚至主動挑起戰火？複雜的大國心態、獨特的地緣戰略環境、傳統的宗教文化觀念和現實的國家安全考量，都是回答這些問題並理解印度南亞政策的關鍵切口。
“要麼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
要麼銷聲匿跡”
上世紀40年代，印度獨立運動主要領導者、日後的印度開國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撰寫了《印度的發現》一書，其中明確表達了印度必將是世界大國的觀點：“印度以它現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麼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銷聲匿跡，中間地位不能打動我，我也不相信中間地位是可能的……亞洲的未來將強烈地由印度來決定，印度越來越成爲亞洲的中心。”
·尼赫魯（1889年—1964年）是印度大國夢的最初締造者，也是印度任職時間最長的總理，在任17年，給印度的對外政策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甚至在更早的上世紀30年代，尼赫魯還曾在自傳中勾勒了一幅雄心勃勃的“大印度聯邦”圖景：“我個人對未來遠景的看法是這樣的：我認爲將來會建立一個聯邦，其中包括中國、印度、緬甸、錫金、阿富汗和其他國家。”
南亞問題專家、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劉宗義認爲，“大印度聯邦”是一種“盲目的大國沙文主義，盲目的自信”。從1947年獨立至今，印度和南亞鄰國摩擦衝突不斷，與這種野心勃勃的大國心態緊密相關，其根源要從印度特殊的文化、地緣和獨立後的現實情況中尋找和發掘。
作爲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印度擁有悠久燦爛的文化，足以讓國人產生大國的驕傲和自豪。同時，正如馬克思所說，印度的歷史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歷史”，屈辱的殖民記憶也刺激了印度對大國地位的渴望。此外，印度民衆大部分信仰印度教，這是一種嚴格按照高低等級和種姓制度確立的宗教。在種姓制度下，每個種姓階層的人只能從事相應等級的工作。印度將種姓等級觀作爲認識世界的基礎，認爲印度同樣應居於世界等級結構的高層。
從地緣角度看，印度背靠喜馬拉雅山這座天然屏障，居於南亞次大陸中心位置，周邊國家弱小且彼此不接壤，猶如衆星捧月般圍繞在印度周圍，難以聯合起來對印度形成有效牽制。更重要的是，在南亞地區，印度無論是人口數量、國土資源、科技實力還是軍事力量、經濟水平都處於遙遙領先的地位。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是“印度中心主義”產生的現實基礎。
這也是爲什麼尼赫魯會說：“政策不是我自己製造出來的。它產生於印度的環境，產生於印度的一貫思想，產生於印度的整體精神面貌，產生於自由鬥爭期間印度人民的心理，產生於當今的世界環境。”
在印度謀求大國地位的歷史中，尼赫魯是繞不開的關鍵人物。1947年8月15日，作爲開國總理，他在國會宣佈印度獨立並發表演說：“在很久以前我們曾經和命運有過約定，現在履行誓言的時刻已經到來……當午夜鐘聲響起，全世界還在沉睡的時候，印度將甦醒並迎接生命與自由。”他是印度大國夢的最初締造者，也是印度任職時間最長的總理，在任17年，併兼任外交部長，大權獨攬，給印度的對外政策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爲了將“有聲有色的大國”理想轉變爲現實，尼赫魯政府以“大英帝國的天然繼承者”自居，全面繼承了英國殖民者在南亞的勢力範圍，開始扮演英國曾經的霸主角色，對南亞鄰國進行打壓和控制。“可以說，印度的大國心態也有繼承自大英帝國的部分——把南亞次大陸鄰國看成自身安全體系的組成部分，試圖在周邊建立所謂的戰略邊界。”劉宗義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比如，對於不丹、錫金和尼泊爾這三個被前英屬印度總督喬治·寇鬆稱爲“保護國鏈條”的喜馬拉雅山地小國，尼赫魯政府效仿英國與他們簽訂所謂的雙邊友好條約，實則利用外交和經濟手段對其加以控制。在1949年印度與不丹簽訂的《永久和平與友好條約》中，規定不丹在對外關係上接受印度指導；同年，印度派軍隊進駐錫金，又在次年迫使錫金簽訂了《印度和錫金和平條約》，此後錫金的國防、外交和經濟被印度全面控制；1950年，印度還與尼泊爾簽訂了《商務貿易協定》，規定印度可根據尼泊爾的表現決定是否爲其經濟貿易提供便利，這對經濟對外依賴性很強的內陸國家頗具殺傷力。
南亞之外，尼赫魯最著名的外交政策是倡導不結盟。“不結盟是尼赫魯重要的全球外交政策，他既不做美國的小夥伴，也不做蘇聯的小夥伴，而是要做兩極之間，能夠影響世界的第三種力量。”劉宗義說。不結盟政策具有反對冷戰、反對霸權主義、反對殖民主義等積極作用，但也含有尼赫魯利用不結盟名義追求大國地位的一面。按照尼赫魯的計劃，新生的印度至少需要10—15年時間進行經濟重建和發展，因此在美蘇之間斡旋，謀求一個穩定的周邊環境尤爲重要。而隨着印度集中發展重工業，在1956年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後，尼赫魯對實現世界大國的夢想已經信心滿滿，“現在環顧世界，除了美蘇中這三個大國，還有許多先進的文明國家。展望未來，如果沒有什麼差錯，比如戰爭等因素，顯然世界上第四大國將是印度”。
·不結盟運動五位推動者合影。左起：印度總理尼赫魯、加納總統恩克魯瑪、埃及總統納賽爾、印度尼西亞總統蘇加諾、南斯拉夫總統鐵托。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堪稱印度外交的黃金年代，其國際聲望大幅提高。幾乎在所有重要國際場合和重大國際事件中都能看到尼赫魯的身影，聽到尼赫魯的聲音。前美國總統尼克松曾評價尼赫魯和不結盟政策：“他自詡爲第三世界的代言人、不結盟運動的締造者，但是他的一舉一動表明，他希望世界真正把印度作爲大國對待。”
然而，1962年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粉碎了印度自認爲已擁有大國地位的幻想。“這場戰爭是尼赫魯犯的最大的一個錯誤。”劉宗義說，“1959年—1962年，印度一直在執行‘前進政策’，在東段越過其單方主張的‘麥克馬洪線’，在西段不斷越過傳統習慣線並建立侵佔據點。1960年，周總理曾赴新德里與尼赫魯會談，謀求和平解決爭端，但談判未果。結合當時中國面臨的國內外局勢，尼赫魯政府誤判中國在邊界問題上會進一步退讓，因此根本不想和中國進行談判甚至妥協。這種誤判最終導致了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的爆發和印度的戰敗。”
1964年，尼赫魯逝世。他的政治抱負和印度在不結盟運動中獲得的國際聲望讓一代印度人充滿自豪感，此後歷屆政府在治國方略和對外政策上始終沒有放棄對大國理想的追逐。但正如美國著名南亞學者斯蒂芬·科恩指出的那樣：“尼赫魯大權獨攬，一直致力於創造機會讓印度在國際外交舞臺上一展風采……他被比喻成一棵枝繁葉茂的菩提樹，爲樹下的人們提供庇廕，但長此以往也阻礙了他們的成長。”
在強硬和仁慈之間搖擺
尼赫魯去世後，他生前領導的印度國民大會黨（簡稱國大黨）及印度統治精英中暫時沒有出現一個和他一樣享有崇高聲望的領袖，國內經濟情況持續惡化，糧食危機成爲政府長期困擾，地方民族主義分裂運動風起雲涌，第二次印巴戰爭接踵而至。在經歷了拉爾·巴哈杜爾·夏斯特里總理的短暫過渡期後，1966年，印度迎來了英迪拉·甘地（簡稱英·甘地）時代。
·英迪拉·甘地繼承父親尼赫魯的外交理念，提出的“英迪拉主義”被視作地區權力政治的頂峰。
作爲尼赫魯的女兒，英·甘地繼續鞏固印度在南亞的主導地位，延續了尼赫魯的外交理念。在任15年間，強硬吞併錫金，並在第三次印巴戰爭中肢解巴基斯坦，使東巴基斯坦獨立成爲孟加拉國。此後巴基斯坦與印度的實力差距進一步拉大，印度的地區霸權進一步鞏固。
在尼赫魯時期，印度依靠英國遺留工業、美蘇援助和自力更生建立了較健全的工業體系。而在英·甘地時期，印度又與蘇聯簽訂了《印蘇和平友好合作條約》。劉宗義認爲，儘管印度此時仍然宣稱不結盟，但這個條約已經意味着事實結盟。在蘇聯的援助下，印度國防工業發展引人矚目，包括原子能的開發和利用，核武器的秘密發展也已不是秘密。
1983年，英·甘地發表了一項聲明，宣稱印度強烈反對地區外大國干預南亞其他國家內政，特別是那些被認爲有害印度利益的大國。因此，南亞國家不應向任何外部國家請求援助，如果確實需要幫助，只應尋求印度的幫助。這就是著名的“英迪拉主義”。它反映了印度傳統的觀念，即南亞是以印度爲中心的文化與地理上的統一體，同時強調印度主導南亞的意願，絕不允許外部大國在該地區有立足之地。“英迪拉主義”被學者們稱爲地區權力政治的頂峰，此後印度與鄰國關係趨向緊張。
1984年，英·甘地遇刺身亡。其子拉吉夫·甘地臨危受命擔任總理，上任之初便着手緩解與鄰國的緊張關係。在最初幾年裡，他先後訪問了不丹、孟加拉國、尼泊爾、馬爾代夫，並邀請不丹國王、尼泊爾國王、巴基斯坦總統、斯里蘭卡總統訪問印度。爲了打破印巴僵局，他恢復了從1984年停止的印巴官方談判，與巴基斯坦總統齊亞·哈克多次會晤，並在會晤中互相保證不攻擊對方的核設施，使印巴關係一度得到很大改善。這期間印度與南亞其他各國關係也有所緩和，1985年12月，南亞7國首腦在孟加拉國首都達卡召開會議，決定成立南亞區域合作聯盟。但與此同時，印度直接出兵斯里蘭卡，插手斯里蘭卡內戰。此舉使南亞其他鄰國再添對印度的擔心和恐懼。
·拉吉夫·甘地（中）在任期間與巴基斯坦總統齊亞·哈克（右）多次會晤。
1991年，拉吉夫·甘地遇刺身亡，此後尼赫魯家族和國大黨的政治命運逐漸走向衰落，印度人民黨（簡稱印人黨）開始崛起。恰逢冷戰結束，世界格局鉅變和經濟全球化趨勢讓印度意識到必須改變傳統外交思維，實行全方位外交，而改善與南亞鄰國的關係就是關鍵一步。
1996年，時任印度外交部長、後於1997年成爲總理的因德爾·庫馬爾·古傑拉爾提出了睦鄰政策，後被稱爲“古傑拉爾主義”。這項政策包含了5個基本原則：印度對孟加拉國、不丹、馬爾代夫、尼泊爾和斯里蘭卡不要求互惠，而是真誠給予信任和幫助；絕不允許在任何一個南亞國家領土範圍內發生有損該地區其他國家利益的行爲；互不干涉內政；互相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南亞國家應通過雙邊和平談判解決爭端。
儘管此後幾屆政府均遵循“古傑拉爾主義”，對鄰國做出了讓步，比如允許尼泊爾製造業產品免稅進入印度市場、開通與孟加拉國的長途汽車專線、放寬對巴基斯坦的旅遊簽證規定等，但調整後的印度南亞政策仍未打消鄰國的疑慮和擔心。南亞以印度爲中心的性質與印度實力遠超鄰國總和的事實依然不變；印巴之間的克什米爾問題等具體紛爭依然存在。哪個國家都很清楚：只要印巴繼續對抗，印度的南亞政策就無法取得實質性進展。
印度的政策也常常在強硬和仁慈之間搖擺。比如阿塔爾·比哈里·瓦傑帕伊任總理期間，先是大談“實力外交”，1998年，他藉口“中國威脅論”在兩個月裡進行5次核試驗，目的是改善對美關係和震懾鄰國；後在1999年2月從德里乘公共汽車前往巴基斯坦邊境城市拉合爾，開創了著名的“巴士外交”；但不久後又在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的卡吉爾衝突中出動大批戰鬥機和武裝直升機，聲稱要消滅“受巴基斯坦支持的武裝滲透分子”。
·瓦傑帕伊奉行“實力外交”，在任期間多次進行核試驗。
總體上，“古傑拉爾主義”是確保印度在南亞佔據至高無上地位的前提下實行的南亞政策，本質仍沒有超越“印度中心論”，只不過一改以往咄咄逼人的強硬手段，轉而採取包括懷柔在內的多種手段，以更隱蔽的方式讓鄰國接受印度的大國地位。
挑釁鄰國是爲了轉移國內矛盾
最近幾個月，印度與尼泊爾、巴基斯坦、中國3個鄰國發生邊境衝突。劉宗義分析，這種看似瘋狂的舉動背後，其實有轉移國內激化的多重矛盾的考慮。
利用邊境問題來轉移國內視線，是印度政府的一貫手法。“這絕不是一種巧合。”劉宗義說，去年印度政府爲了轉移人們對經濟形勢糟糕的抱怨，選擇廢除憲法第370條，把印控克什米爾地區享有的特殊地位和自治權取消，將印度憲法適用於這一地區，以加強對該地區的控制。此舉無疑激化了印巴之間的矛盾，邊境問題隨即取代經濟問題成爲輿論焦點。
而目前印度最嚴重的問題當屬新冠肺炎疫情。根據印度衛生部官方網站數據，截至當地時間6月30日，印度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超過56萬例，累計死亡病例超過1.6萬例，是亞洲地區累計確診病例數最多的國家。
“印度的疫情已經處於大暴發的階段，但是印度有大量的日薪工人，一天不幹活就沒有工資。如果要復工復產，就不能阻止新冠病毒的流行傳播；不復工復產，經濟已經到了崩潰邊緣。這是印度眼下最大的矛盾。”劉宗義說。印度經濟監測中心5月初發布數據顯示，4月份國內失業率達到27.1%，創下歷史最高記錄。在政府的嚴格隔離措施下，印度有超過1.2億人失業，其中絕大部分爲小商販與移民勞工。
·新冠肺炎疫情大暴發，使印度成爲亞洲地區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最多的國家。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也是對印度大國夢的沉重打擊。這些年印度的經濟改革措施礙於經濟民族主義，以及統治階層的固有利益，始終難以推進。疫情之前，印度很多政治精英和有識之士仍然抱有一種期待，認爲只要推動改革，印度就能成爲與中國平起平坐的大國，但是疫情暴發後，相當一部分精英灰心喪氣，完全失望了。”劉宗義認爲，嚴重的疫情、經濟的艱難和強烈的失望情緒相互交織，刺激了印度再次向外挑釁、轉移矛盾。
劉宗義還指出，從洞朗到加勒萬河谷，印度的對華挑釁從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而是印度大國心態逐漸膨脹、印度教民族主義浪潮日漸洶涌和反華情緒愈發濃烈的必然結果。
去年莫迪政府提出新目標：2024年使印度經濟規模達到5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34.6萬億元），2030年前成爲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在這一目標的指引下，印度面對中國時所抱有的大國心態日益膨脹，在對華戰略上，印度的戰略猜忌和戰略焦慮也與日俱增。
同時，印人黨這些年風頭正勁，促使印度教民族主義迅速擡頭。此前莫迪政府在南亞倡導的“鄰國第一”政策，逐漸被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印度優先”的呼喊所淹沒。劉宗義觀察到，一些極端印度教民族主義者被他們自己鼓動和吹噓起來的民族主義情緒衝昏了頭腦，已發展成爲冒險主義。
在中印邊境挑起事端，還有一個原因是印度的反華情緒。印度在歷史上和現實中都擁有廣泛的反華政治和社會基礎。印度將1962年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的失敗看做歷史恥辱，此後把對中國的仇視上升到國家戰略，逐漸形成系統性的反華和仇華局面。
此外，印度藉助西方遏制中國的策略也日漸成形。儘管中國一直希望將中印關係導向合作共贏，但一些西方國家總是不斷加大在中印雙邊關係上抹黑和干擾的力度，希望將中印關係導向競爭和衝突。
“如何定義一個大國？也許從人口、面積和體量上看，印度已經成爲一個地區大國，但還不能稱得上是一個全球大國。”劉宗義說。如今的印度日益成爲地區麻煩的製造者，它依然沒有學會承擔一個正在崛起中的大國的責任，依然沒有放棄支配弱小鄰國的野心，依然需要解決政治和經濟上的制度和結構問題，“有聲有色”的大國夢依然遙遠。